「習安會」:誰讓步了?

New York Times China

2014年11月20日

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41120/cc20kato/print/zh-hant/

加藤嘉一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

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

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

「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

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習安會」:誰讓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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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終於見了面。

11月10日午間,北京人民大會堂。

習近平「應約」會見了「來華出席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安倍晉三。

 

兩人見面握手時沒有笑容,身後沒有日中兩國國旗。

 

會談期間,

習近平也沒有帶王滬寧和栗戰書兩位政治局委員,

僅有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場。

 

「這意味着,中方認為,這次的習安會是非正式的?」

我聯繫到一位參與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

「對。不是政府首腦之間的正式會談,

而是APEC主辦國和APEC出席國的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會談」,對方如此回答。

 

而據我觀察,

日本政府和媒體卻把這一次日中首腦會談理解並解釋為「正式」的,

並高度評價「習安會」的成果,

尤其強調雙方領導人確認了推進戰略互惠關係和推動海上聯絡機制的重要性。

 

比如,「習安會」的第二天,11月11日,

日本《朝日新聞》在封面頭條報道「日中首腦,

時隔兩年半會談,確認了戰略互惠」,

雖然該報道也指出圍繞歷史和領土的對立格局並未解決。

 

「習安會」的第二天下午,

安倍首相在北京長富宮飯店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通過會談,日中兩國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是改善兩國關係邁出的一大步。」

戰略互惠關係是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擔任首相後訪華,

與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會談時提出來的。

 

在與習近平的會談上,

安倍首相再一次用行動強調「我回來了(I』m back)」這一如既往的基調。

 

「習總要我們低調處理,」上述中方工作人員說。

 

果然,中國官方媒體在評價「習安會」時措辭謹慎。

 

與掌聲稱讚「習安會」實現的日本政府和輿論相比,

中方明顯謹慎對待此次會談,

主席也沒有解除對安倍首相的戒備心理。

畢竟,與不到一年之前公然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面對面,

無論如何,習近平不可能不謹慎。

兩人剛見面握手時,安倍首相先伸出手,說「見到您很榮幸」,

習主席沒有回應。

 

握完手、拍完照之後,

習近平作為東道主應該像對待其他來訪領導人一樣,

親自為安倍指引路線,而他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

 

習近平不得不謹慎的另一個原因

恐怕在於日中兩國政府在「習安會」的三天前共同發表的,

就處理改善日中關係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

 

第二條和第三條是這樣寫的:

「二、雙方本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

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

「三、雙方認識到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

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

 

前者沒有直指安倍首相不參拜靖國神社;

第三條也沒有明確日中兩國之間存在領土爭端,

而這兩點恰恰是習主席要求安倍首相見面之前要承認的。

 

在這個意義上,中方是讓了步的。

 

「在原則共識上,日方沒有讓步,」

一名日本政府官員強有力地說。

 

據我觀察,

這是大部分日本外務省,以及背後智囊的集體認知。

 

如前所述,

日方在領土和歷史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都沒有讓步,

至少文字上看的確如此。

 

不過,第二條實際上暗示着安倍首相近期不會參拜靖國神社

(參見本人上一個專欄:APEC峰會在即,日中關係柳暗花明);

在第三條上,日方首次提到「尖閣諸島」,

即使是針對「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

承認了「存在不同主張」

(中國不少媒體把第三條理解為「日方首次承認了領土爭端的存在」。

 

這不符合日中兩國政府達成的原則共識,

我至今未知中國不少媒體是理解錯了,還是故意這樣說)。

 

在這個意義上,日方也是讓了步的。

 

其實,圍繞雙方所做的讓步,

日中外交官員一直處於磋商狀態,

無論是日方還是中方,

此刻都大概清楚對方在怎麼想,

將怎麼做。

 

外界看得見的「原則共識」背後是兩國外官反覆而艱難的談判。

 

這只是一份雙方主觀認定在本國體制和輿論說得過去的折衷文件而已。

 

當然,該文件將永遠保留在史冊上,不可謂不重要。

 

至少短期看,它對日中關係改善和各種對話重啟起到了作用。

 

11月12日晚,

在緬甸出席東亞峰會的安倍首相和李克強總理進行交流,

確認了本着戰略互惠關係的精神推動兩國關係。

 

11月15日晚,

在澳洲舉行的G20首腦會議的晚餐會上,

安倍首相繼續與習總握手。

 

同日,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和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舉行了會談,

並就重啟「日中財長對話」達成共識。

 

我個人認為,在原則共識的起草過程中,

竟誰做出了更多讓步是沒有意義的。

 

需要仔細回顧的則是,

究竟誰在掌控這一輪日中外交的遊戲規則的這個問題。

 

「沒有共識,就沒有會談」,

一名中方從事外事工作的官員對我這樣說。

 

意思是,

假如日中兩國之間不達成原則共識,

習主席就不會會見安倍首相。

 

從「習安會」之前的兩國外交行程表

——11月7日,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會見了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

並共同發表了四點原則共識;

8日,中國外長王毅會見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然後是10日午間的「習安會」

——也可以看出其中從起草共識至實現會談之過程的緊湊感。

 

那麼,

「先共識-後會談」的遊戲規則是誰來定的?

 

在我看來,

是中方,更準確地說,是習近平定的。

 

在日中兩國首腦無法實現定期往來的僵局下,

安倍首相多次提出在APEC會議期間與習主席見面交流的願望,

並從「不要設定任何條件」的角度向中方施加壓力。

 

我相信,

習主席作為APEC會議的東道主,是感到壓力的,

即國際社會,包括出席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各國政府首腦們

(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集體渴望改善日中關係之壓力。

 

倘若習主席不見安倍首相,顯得他沒努力、沒勇氣,

在我看來,也不符合習近平特有的大氣。

 

但感到更大壓力,

尤其是國內市場和輿論壓力的恐怕是安倍首相。

 

安倍首相一定要與習近平見面,並要求日本外務省務必實現會談,

中方又設定「先共識-後會談」的遊戲規則,

在被兩邊夾在中間的日本外務省不得不跟着中方的「主場外交」走。

 

結果表明,

日方以留下「四點原則共識」這一永遠銘刻在日中關係史上的文件,

換取安倍首相以非正式的形式與無笑臉的習近平交談約25分鐘。

 

值不值?

我此刻沒有答案和結論。

 

「只是為了半途而廢地見面,留下原則共識的那張紙,

還明寫了『尖閣諸島』和『不同主張』,得不償失,

給接下來的日本對華外交蒙上陰影,」

一名日本外交官對我感嘆說。

 

當然,

跟着中方掌控的主場和規則展開外交談判,

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

是日方自己所做的選擇。

 

就日方而言,這是唯一的事實。

 

無論如何,

安倍首相和習主席見了面,握了手,說了話,不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安倍首相在10日參加的富士電視台節目上(11日播出)表示,

會談結束後的另外一個場合,

習主席對我說,「第一次見面是他人,第二次見面是朋友。」會談結束後,

安倍首相向記者們表示「我感受到了習主席對13億人民負起的責任」。

 

我同意11月11日《人民日報》評論文章

標題上的文字「安倍如願見到中國領導人,然後呢?」。

 

接下來怎麼做,才是重中之重。

 

強有力實施海上聯絡機制也好,

重啟日中經濟高層對話也好,

在地緣問題上展開合作也好,雙方都要認真落實實際的工作。

 

「習安會」的第二天,11月11日,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

「日本政府在尖閣諸島問題上關於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化。」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

 

對於這一「習安會」實現後不久發生的日中政府之間的碰撞,

日本和中國的媒體都進行了切實的報道。

 

可見,日中關係沒有「搞了一次首腦會談就一定變好」那麼簡單,

尤其在有關領土的問題上,將繼續出現矛盾與摩擦,

兩國政府能否合理運用海上聯絡機制加強溝通,管控衝突是關鍵。

 

周二,安倍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

 

如果順利連任的話,

我預計他在歷史問題上的言行會保持克制。

 

而習近平的態度則將左右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日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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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中美關係

2014年11月12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1112/c12wang/zh-hant/

王棟

王棟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前會長、

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中國項目高級顧問柯白(Robert A. Kapp)

及美軍退役少將伯納德·勒夫克(Bernard Loeffke)對本文亦有貢獻。

 

重啟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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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總統已於周一抵達北京,

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論壇的會議。

 

他將於周三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晤。

 

這是兩位領導人重啟雙邊關係的重要契機。

 

自奧巴馬和習近平上次

於2013年6月在加州蘭喬米拉的「陽光之鄉」(Sunnylands)舉行會面之後,

很多分析人士對兩國關係開始抱持悲觀態度。

 

中國於去年11月宣布在東海建立「防空識別區」,

同時兩國在計算機犯罪、氣候變化及貿易等領域仍然存在分歧,

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種互不信任的氛圍。

 

兩位領導人應該利用周三的會晤

對解除彼此的戰略企圖進行再保證,

並消除兩國政府之間的疑慮。

這需要兩位領導人保持坦率。

 

奧巴馬應該重申,

美國歡迎中國繼續和平崛起,成為世界大國,

而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不是很多中國分析人士所說的「遏制」策略。

 

習近平則應該使奧巴馬放心,

中國無意(更不用說能夠)

在亞洲實施中國版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中國承認美國能在東亞發揮建設性作用。

 

首先,他們應該勾勒出如下的全球事務願景:

即追求和平與穩定的過程離不開美國和中國的合作。

 

兩位領導人在會談中將有機會涉及美中關係的很多領域。

 

他們應該重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合作研發節能技術的承諾。

 

並且他們應該討論聯合應對西非埃博拉危機的方法。

 

兩國都有意推動阿富汗地區的和解與重建,

並且通過共同合作,

在阿富汗實現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願景。

 

所謂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崛起對中東地區的穩定造成嚴重威脅,

也給國際社會帶來潛在威脅。

 

中國和美國都是恐怖襲擊的受害者,

並且都被伊斯蘭國視為仇敵,

因此兩國應該不遺餘力地通過聯合國和其他多邊論壇加強合作,

打擊伊斯蘭國,比如可以在情報共享方面儘可能開展合作。

 

在朝鮮問題上,兩位領導人應該重申無核化承諾。

 

他們應該令朝鮮領導人確信,

國際社會永遠不會接受擁有核武器的朝鮮。

 

平壤回歸去核化進程是朝鮮實現該國看重的目標的唯一途徑,

比如安全、經濟發展、朝美關係正常化方面。

 

兩位領導人應該攜手重啟陷入停頓的六方會談。

 

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美關係「穩定器」的經濟關係

——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儘管自從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

中美雙邊貿易和投資出現了大規模增長。

 

上月,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牽頭下,

51位美國重量級商界領袖敦促奧巴馬,

把2016年簽訂中美雙邊投資條約作為與習近平會晤的一個優先重點。

 

這一條約將為兩國帶來巨大利益。

 

中美兩軍關係長期以來被視為兩國關係最薄弱的環節,

但近兩年獲得了大幅改善。

現在兩國軍官在各個層面進行定期互訪和交流。

 

雙方已在亞丁灣反海盜行動中開展合作,

並舉行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援聯合演習。

 

不久前,中國海軍還首次參加了

美國太平洋艦隊所牽頭舉行的兩年一度的國際海上演習。

 

更廣泛的層面上,兩國元首必須採取行動,

抑制和扭轉中美之間正在出現並不斷加深的所謂的「安全困境」,

即「一國增加自身安全,導致對方不安全」。

 

中美關係絕不能變成螺旋向下型的戰略敵對關係

 

兩軍應繼續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

推進在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反恐等領域的務實合作。

 

隨着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增長,

以及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北京和華盛頓將不得不就雙方權力和影響力的邊界進行談判和再談判,

也要發展對於中美在全球的角色和責任的共同理解。

 

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框架,

以解決國際關係史上最大的難題之一:

如何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即正在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常常會發生的權力爭奪。

 

要構建這樣一個新型關係,

兩國元首將不僅需要向雙方公眾證明其有能力

超越悲觀主義犬儒主義

並為兩國公眾提供實實在在的利益,

而且還能夠描畫一種雙邊關係的發展路徑,

使雙方都獲益,並形成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本周,他們應該重新更新

並推進去年陽光莊園會談所帶來的勢頭,

為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裡,

中美兩國形成成熟、合作、強大的關係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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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貴資本主義敦促美國成為中國的附傭]

上月,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牽頭下,

51位美國重量級商界領袖敦促奧巴馬

把2016年簽訂中美雙邊投資條約

作為與習近平會晤的一個優先重點。

 

這一條約將為兩國帶來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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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福克斯電視台新聞網站

11月14日刊登的一篇觀點文章卻認為,

奧巴馬這次在與習近平的會談中又敗下陣來。

 

由專欄作家Liz Peek撰寫的這篇文章說,

雖然美國媒體大肆吹捧奧巴馬與中國方面新達成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

但有一個事實是無法改變的,

那就是奧巴馬不是習近平的對手。

 

[相關] 奧巴馬贏了還是中國贏了?[W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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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時報》社論發布後,

雙方檯面下妥協的希望似乎已經渺茫。

 

一個信號是,

親政府小報《環球時報》今天就此發布社論

《紐約時報也該用“為什麼”問問自己》。

 

該文指責,一些西方媒體試圖直接干預中國政治進程,

為中國設置議題,影響中國註意力和做事的方向,

這超出了外國媒體在中國所應扮演的角色。

 

該文說《紐約時報》的報導“時常與中國國家利益對立”,

有些報導和評論讓“大多數中國人都挺反感”。

 

《環球時報》暗示,

這些機構自知它們做了一些

“中國無法接受的報導”,未必能“在中國繼續工作”。

 

有傳言稱,

如果在任的駐京記者無法在新一年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駐京簽證,

《紐約時報中國》可能會被迫

將這些記者安置到香港或者澳門繼續報導中國新聞。

 

短暫的APEC藍並未給中國政治帶來透明的藍天。

[相關]

《紐約時報》提問為APEC峰會劃下意味深長的句號[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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