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 Times China
2014年11月20日
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41120/cc20kato/print/zh-hant/
加藤嘉一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
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
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
「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
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習安會」：誰讓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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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終於見了面。
11月10日午間，北京人民大會堂。
習近平「應約」會見了「來華出席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安倍晉三。
兩人見面握手時沒有笑容，身後沒有日中兩國國旗。
會談期間，
習近平也沒有帶王滬寧和栗戰書兩位政治局委員，
僅有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場。
「這意味着，中方認為，這次的習安會是非正式的？」
我聯繫到一位參與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
「對。不是政府首腦之間的正式會談，
而是APEC主辦國和APEC出席國的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會談」，對方如此回答。
而據我觀察，
日本政府和媒體卻把這一次日中首腦會談理解並解釋為「正式」的，
並高度評價「習安會」的成果，
尤其強調雙方領導人確認了推進戰略互惠關係和推動海上聯絡機制的重要性。
比如，「習安會」的第二天，11月11日，
日本《朝日新聞》在封面頭條報道「日中首腦，
時隔兩年半會談，確認了戰略互惠」，
雖然該報道也指出圍繞歷史和領土的對立格局並未解決。
「習安會」的第二天下午，
安倍首相在北京長富宮飯店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通過會談，日中兩國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是改善兩國關係邁出的一大步。」
戰略互惠關係是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擔任首相後訪華，
與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會談時提出來的。
在與習近平的會談上，
安倍首相再一次用行動強調「我回來了(I』m back)」這一如既往的基調。
「習總要我們低調處理，」上述中方工作人員說。
果然，中國官方媒體在評價「習安會」時措辭謹慎。
與掌聲稱讚「習安會」實現的日本政府和輿論相比，
中方明顯謹慎對待此次會談，
主席也沒有解除對安倍首相的戒備心理。
畢竟，與不到一年之前公然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面對面，
無論如何，習近平不可能不謹慎。
兩人剛見面握手時，安倍首相先伸出手，說「見到您很榮幸」，
習主席沒有回應。
握完手、拍完照之後，
習近平作為東道主應該像對待其他來訪領導人一樣，
親自為安倍指引路線，而他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
習近平不得不謹慎的另一個原因
恐怕在於日中兩國政府在「習安會」的三天前共同發表的，
就處理改善日中關係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
第二條和第三條是這樣寫的：
「二、雙方本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
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
「三、雙方認識到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
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
前者沒有直指安倍首相不參拜靖國神社；
第三條也沒有明確日中兩國之間存在領土爭端，
而這兩點恰恰是習主席要求安倍首相見面之前要承認的。
在這個意義上，中方是讓了步的。
「在原則共識上，日方沒有讓步，」
一名日本政府官員強有力地說。
據我觀察，
這是大部分日本外務省，以及背後智囊的集體認知。
如前所述，
日方在領土和歷史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都沒有讓步，
至少文字上看的確如此。
不過，第二條實際上暗示着安倍首相近期不會參拜靖國神社
（參見本人上一個專欄：APEC峰會在即，日中關係柳暗花明）；
在第三條上，日方首次提到「尖閣諸島」，
即使是針對「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
承認了「存在不同主張」
（中國不少媒體把第三條理解為「日方首次承認了領土爭端的存在」。
這不符合日中兩國政府達成的原則共識，
我至今未知中國不少媒體是理解錯了，還是故意這樣說）。
在這個意義上，日方也是讓了步的。
其實，圍繞雙方所做的讓步，
日中外交官員一直處於磋商狀態，
無論是日方還是中方，
此刻都大概清楚對方在怎麼想，
將怎麼做。
外界看得見的「原則共識」背後是兩國外官反覆而艱難的談判。
這只是一份雙方主觀認定在本國體制和輿論說得過去的折衷文件而已。
當然，該文件將永遠保留在史冊上，不可謂不重要。
至少短期看，它對日中關係改善和各種對話重啟起到了作用。
11月12日晚，
在緬甸出席東亞峰會的安倍首相和李克強總理進行交流，
確認了本着戰略互惠關係的精神推動兩國關係。
11月15日晚，
在澳洲舉行的G20首腦會議的晚餐會上，
安倍首相繼續與習總握手。
同日，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和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舉行了會談，
並就重啟「日中財長對話」達成共識。
我個人認為，在原則共識的起草過程中，
竟誰做出了更多讓步是沒有意義的。
需要仔細回顧的則是，
究竟誰在掌控這一輪日中外交的遊戲規則的這個問題。
「沒有共識，就沒有會談」，
一名中方從事外事工作的官員對我這樣說。
意思是，
假如日中兩國之間不達成原則共識，
習主席就不會會見安倍首相。
從「習安會」之前的兩國外交行程表
——11月7日，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會見了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
並共同發表了四點原則共識；
8日，中國外長王毅會見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然後是10日午間的「習安會」
——也可以看出其中從起草共識至實現會談之過程的緊湊感。
那麼，
「先共識－後會談」的遊戲規則是誰來定的？
在我看來，
是中方，更準確地說，是習近平定的。
在日中兩國首腦無法實現定期往來的僵局下，
安倍首相多次提出在APEC會議期間與習主席見面交流的願望，
並從「不要設定任何條件」的角度向中方施加壓力。
我相信，
習主席作為APEC會議的東道主，是感到壓力的，
即國際社會，包括出席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各國政府首腦們
（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集體渴望改善日中關係之壓力。
倘若習主席不見安倍首相，顯得他沒努力、沒勇氣，
在我看來，也不符合習近平特有的大氣。
但感到更大壓力，
尤其是國內市場和輿論壓力的恐怕是安倍首相。
安倍首相一定要與習近平見面，並要求日本外務省務必實現會談，
中方又設定「先共識－後會談」的遊戲規則，
在被兩邊夾在中間的日本外務省不得不跟着中方的「主場外交」走。
結果表明，
日方以留下「四點原則共識」這一永遠銘刻在日中關係史上的文件，
換取安倍首相以非正式的形式與無笑臉的習近平交談約25分鐘。
值不值？
我此刻沒有答案和結論。
「只是為了半途而廢地見面，留下原則共識的那張紙，
還明寫了『尖閣諸島』和『不同主張』，得不償失，
給接下來的日本對華外交蒙上陰影，」
一名日本外交官對我感嘆說。
當然，
跟着中方掌控的主場和規則展開外交談判，
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
是日方自己所做的選擇。
就日方而言，這是唯一的事實。
無論如何，
安倍首相和習主席見了面，握了手，說了話，不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安倍首相在10日參加的富士電視台節目上（11日播出）表示，
會談結束後的另外一個場合，
習主席對我說，「第一次見面是他人，第二次見面是朋友。」會談結束後，
安倍首相向記者們表示「我感受到了習主席對13億人民負起的責任」。
我同意11月11日《人民日報》評論文章
標題上的文字「安倍如願見到中國領導人，然後呢？」。
接下來怎麼做，才是重中之重。
強有力實施海上聯絡機制也好，
重啟日中經濟高層對話也好，
在地緣問題上展開合作也好，雙方都要認真落實實際的工作。
「習安會」的第二天，11月11日，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
「日本政府在尖閣諸島問題上關於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化。」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
對於這一「習安會」實現後不久發生的日中政府之間的碰撞，
日本和中國的媒體都進行了切實的報道。
可見，日中關係沒有「搞了一次首腦會談就一定變好」那麼簡單，
尤其在有關領土的問題上，將繼續出現矛盾與摩擦，
兩國政府能否合理運用海上聯絡機制加強溝通，管控衝突是關鍵。
周二，安倍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
如果順利連任的話，
我預計他在歷史問題上的言行會保持克制。
而習近平的態度則將左右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日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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