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一代是怎樣改變了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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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SHAD MANJI  2014年09月02日

2011年,把塔里爾廣場槍擊的視頻貼上網絡。

2011年,

把塔里爾廣場槍擊的視頻貼上網絡。

Ed O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千禧一代是怎樣改變了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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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

關於中東,你很難聽到什麼正面的說辭。

 

此外,胡安·科爾 (Juan Cole)可不是一般的觀察家。

 

他是密歇根大學的歷史教授,

也是既高產又受歡迎的時事博客寫手。

 

他是美國人,

但童年時期曾經在法國和埃塞俄比亞生活過。

 

他是個左傾的理想主義者,

比那些陰沉沉的「佔領者」們要樂觀得多。

 

他是個世界主義者,還經常和20多歲的人打交道,

他的新書《新阿拉伯人》(The New Arabs)中

有很多注釋是數碼一代根本不需要的,

所以更像是對嬰兒潮一代發表的講演

——你不知道什麼叫「肉體空間」

(meatspace,來自賽博朋克和科幻小說術語,

指和「網絡世界」「虛擬世界」相對的「現實世界」——譯註)?

 

接着往下讀。

 

《新阿拉伯人》按時間順序記載了

發生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亞激動人心的青年反抗運動。

 

一開始,科爾的觀點有些矛盾,

「互聯網的崛起在這些社會運動中所起的作用,

或許並不像某些西方媒體所報道的那樣重要,」他指出。

 

科爾認為,

抗議者們要求政府更有責任感,

而網絡也確實極大地擴展了他們的影響力,

為他們帶來更多共鳴。

 

就拿已經成為典型的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故事來說吧。

這個突尼斯年輕人被政府官員敲詐和掌摑,

於是在當地市政廳門前自焚,成為起義的導火線。

 

互聯網迅速放大了布瓦吉吉的神話,說他是大學畢業生,

這會令一個受過教育的下層社會成員覺得他是自己人,

想繼承他的事業。

 

事實上,

由於貧窮,布瓦吉吉連中學都沒念完。

 

他的名字也不是穆罕默德,而是塔里克(Tarek)。

啊,這就是社交媒體的洗腦力量。

不過,

科爾編織了一張更大的網絡,互聯網只是其中一環。

他的網絡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要描繪出過去十年內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爆發的各種騷亂。

 

罷工、麵包短缺、缺水、通貨膨脹、失業

——這一切都落在渴望個人自治與政治自由的一代人頭上。

這些事件令這本書充滿混亂。

 

熱衷政治的讀者會心滿意足,而其他讀者則需要耐心。

但是科爾最終還是做到了。

 

他描述了那些站在最前列去保護埃及抗議者的人們,

這是激動人心的多元主義,這個部分也格外生動。

 

埃及信奉基督教的年輕人為他們的穆斯林夥伴充當保鏢,

因為他們知道穆斯林在周五要匍匐禮拜

——這是他們走上街頭抗議的序曲

——而穆斯林們都低着頭,軍警會攻擊他們。

 

足球流氓們有了新的的活動:

在塔里爾廣場附近保護抗議者。

 

穆斯林兄弟會也去保護他們世俗的朋友,

特別是在有些失去工作的導遊

騎着駱駝徑直衝進行動分子人群的那一天。

 

這本書對利比亞的報道也很精彩。

 

年輕的利比亞人目睹了突尼斯與埃及的革命狂熱,

也想趁機利用世界的關注。

 

他們把網絡智慧和老式的議會遊說結合起來,

保證利比亞上空有了禁飛區。

 

卡扎菲的一個兒子關閉了互聯網,

但他被人們的智慧擊敗了。

 

不同政見者們用手機撥打一個特殊的號碼,

可以自動把他們的語音信息傳到Twitter上去。

 

但最後,

還是發生在農田、工廠與小巷中的抗議行動

導致了卡扎菲和同黨的下台。

 

穆斯林的齋月也沒有導致事態停止。

 

日落後,人們就有機會補充食物和武器。

 

晚禱成了「起義的信號」,

 

甚至那些密謀讓伊斯蘭教與政府分離的人們也遵守這個信號。

 

至於社交網絡上那些「贊」和「分享」,

科爾的書表明,革命最重要的勝利都是現實社會中的努力所帶來的

——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肉體空間」。

 

但是勝利到什麼程度呢?

中東真的改頭換面了嗎?

 

突尼斯的情況可以提供線索。

 

起義之後,「成立了100多個新政黨」。

相反,之前的政權「只允許八個政黨存在」。

 

這些政黨將會很忙。

 

一個「有名的」突尼斯說唱歌手支持伊斯蘭教法。

 

一個「著名知識分子」鄙視伊斯蘭教法,

稱其是猶太教的產物,是拙劣的模仿品。

一個教師指出:「現在我們必須學習民主。」

 

對於一個受困於當下滿足感的時代來說,

這堪稱異端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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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阿拉伯人——千禧一代是怎樣改變了中東地區》

胡安·科爾

348頁,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2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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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shad Manji 是《安拉,自由與愛》(Allah, Liberty and Love)一書的作者,

紐約大學羅伯特·F瓦格納公共服務研究生院道德勇氣項目的指導者。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4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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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2011年 42年 利比亞狂人 格達費 ]

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亞脫離意大利統治獨立,

建立了在伊德里斯國王領導下的聯合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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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從卡扎菲上校在1969年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之後,

利比亞只紀念卡扎菲上台的日子。

2011年12月24日42年來的首次獨立日慶祝活動

 

[相關] 利比亞42年來首次舉行獨立日紀念[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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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 狂人格達費  台灣政戰學校遠朋班 ]

這股二十一世紀初掀起的伊斯蘭世界人民革命風潮,

正在清理二十世紀末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獨裁政權。

美蘇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年代

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青壯派軍人,

被送到美國的忠貞盟邦受訓,

成為西方世界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尖兵。

例如

利比亞狂人格達費早年曾到台灣政戰學校遠朋班研習。

這些青壯軍人回到了自己的國家,部分人開始結盟串連,羽翼漸豐,

最後以政變手段打倒了舊勢力,成為新的執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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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中國在非洲搶資源 在台灣買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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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歷史的轉折點

http://chinese.wsj.com/big5/20130511/opn085803.asp?source=whatnew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979年:歷史的轉折點

2013年 05月 11日 08:56 Jonathan Karl

1970 年代似乎注定要成為一個被人遺忘的十年

──一個經濟滯脹、流行迪斯科舞的年代﹐沒有之前十年那麼明顯的社會動盪﹐

也沒有之後十年史詩般的全球巨變。

然而克里斯蒂安•卡里爾(Christian Caryl)在看待1970年代時﹐

看到的不僅僅是萎靡不振﹔他看到了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折點之一。

“隨著時間的流逝﹐”

卡里爾在《奇怪的叛道者:1979 與21世紀的誕生》

(Strange Rebels: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寫道﹐

“1970年代開始顯得更像是一場主要賽事﹐而不是一次穿插表演。”

正如卡里爾的書名所示﹐他關注的焦點是1979年

──這一年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包圍、

蘇聯入侵阿富汗、另有四位改變了歷史進程的領導人嶄露頭角﹐

他們是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

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the Ayatollah Khomeini)、

鄧小平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

很難想象人物身份會有如此差異﹐也很難想象 1979年會如此嚴峻﹐

但是先把你的懷疑擱置一下吧。

卡里爾提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觀點﹐

他認為這一年曆史來了一個急轉彎﹐

每一位領導人都開始啟動翻天覆地的變革﹐形成了我們今天的世界格局:

蘇聯的解體、中國的崛起以及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出現。

卡里爾說:

市場宗教的雙重力量在被無視了太久之後開始絕地反擊。”

Corbis

所有的人都笑了:

1979年,美國總統卡特和尼克松與鄧小平(右)在白宮的一次國宴上。

就在那一年的一月﹐

中國新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到美國進行了為期9天的訪問。

嚴格意義上說他不是中國的國家元首(他從來沒有擁有過那個頭銜)﹐

但是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總統在白宮舉辦了國宴歡迎他的到訪。

在宴會上﹐

鄧小平發現他與女演員雪莉•麥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坐在同一桌。

麥克雷恩曾在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到中國拍攝大力頌揚毛主義的紀錄片﹐

她告訴鄧小平自己在集體農場見到種田的教授是多麼美妙的經歷。

“鄧小平不以為然地看了她一眼……﹐”

卡里爾寫道﹐“他對她說﹐教授﹐應該在大學里教書﹐不應該種菜。”

如果麥克雷恩事前做過準備﹐

她就會知道鄧小平自己在文革期間也曾被黜﹐

他上台執政後決心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

他想要肯定中國共產黨的絕對地位

──淡化一點共產主義。

當他結束訪美回到中國之後﹐

鄧小平說他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因為他在尋思“中國如何才能迎頭趕上?”

他的答案是釋放業已改變著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經濟的市場力量

他的第一步棋是放手發展私有農業經濟(結果: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

創立經濟特區﹐允許在經濟特區設立私營企業﹐甚至允許外商投資。

1979 年5月﹐

中國官員帶領一隊到訪的美國商人前往距離香港不遠的一塊尚待開發的地區﹐

官員們指著地平線﹐用手比劃中國計劃允許建立首個經濟區的地方。

“在場的所有美國人能夠看到的﹐”

卡里爾寫道﹐“這是典型的華南地貌:到處是農民和水牛耕種其間的稻田。”

實際上﹐

這群人目睹的地方後來成了深圳──今天這座城市的人口超過了1,000萬﹐

是世界上最賺錢的製造業中心之一。

就在鄧小平訪美的時候﹐瑪格麗特•撒切爾正在倫敦準備競選首相。

當時﹐英國經濟下滑之嚴重﹐

英國成了第一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尋求援助的發達國家。

“這是一個奇恥大辱﹐”

卡里爾說﹐

“一個曾經是西方政治、經濟體制核心的國家

發現自己淪落到香蕉共和國的地位。”

雪上加霜的是﹐

英國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

經歷了一系列讓經濟癱瘓的工人罷工以及高企的失業率。

這給了這位雜貨店老板的女兒一個機會﹐

她打出了“工人沒有工作(工黨沒有作為)”(Labour Isn’t Working)的口號

與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競選。

然而撒切爾不光是在和她的競爭對手較量

──她為私有化、削減開支和自主自立搭建的平台

對於已經主導了英國兩大政黨、

其實也支配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觀點提出了挑戰。

當時的執政理念傾向於讓政府更多地干預經濟並擴大國家福利。

卡里爾寫道﹐

撒切爾逆革命潮流的目的是廢除戰後的共識政治。”

撒切爾的轉型舉措──打壓工會、出售國有企業──會在晚一些時候推出﹐

但是在她以保守黨領袖初次參加競選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她的獲勝﹐

卡里爾說﹐“反映了英國思維的根本性轉變。”

正如工黨的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多年後所說:

“我們現在都是撒切爾了。”

歐洲另一個地方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

隨著一縷白煙於1978年10月16日在梵蒂岡升起﹐

波蘭紅衣主教──卡羅爾•約瑟夫•沃伊蒂瓦(Karol Jozef Wojtyla)

──成為400多年來第一位非意大利教皇。

對於撒切爾和鄧小平付諸實踐的經濟理論﹐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沒有什麼可說的﹐

但是1979年他的祖國波蘭之行卻是對一個在朝正統思想的更大挑戰

──具體說來﹐就是蘇聯帝國統治下的思想。

在九天的訪問行程中﹐

教皇主持了39場佈道﹐參加佈道的波蘭人估計達1,100萬。

組織這些大型集會的是教堂而非政府──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經驗﹐

團結工會(Solidarity) 後來運用這些經驗舉行集會﹐

導致波蘭1981年實施軍事戒嚴﹐並最終在1989年導致東歐集團的瓦解。

教皇傳達的自然是宗教訊息﹐但它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譴責。

“親愛的兄弟姐妹﹐”教皇在一次佈道中說﹐

“不要讓自己受人蠱惑﹐

認為否定上帝、在生活中消滅禱告、只做一名勞動者人就可以充分發現自我﹐

讓自己誤以為自己製造的東西可以自動滿足人類內心的需求。”

就像卡里爾指出的:

“在蘇聯集團里從來沒有哪個共產黨容忍過對其意識形態和信息霸權

這樣直接公開的挑戰。”

1979年1月﹐伊朗發生了一場迥然不同的革命。

宗教領袖霍梅尼的上台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的成立

不僅廢黜了一個腐敗的美國盟友──伊朗國王

──而且也標志著伊朗左翼政黨執政的終結。

這位宗教領袖和他的追隨者不怎麼喜歡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

對霍梅尼的追隨者而言﹐蘇聯與美國一樣是敵人。

一位名叫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年輕人

就是激進的學生之一﹐他力主包圍蘇聯大使館而不是美國大使館﹐

但沒有成功。

對蘇聯而言﹐

這場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讓其敵人的敵人上台執政﹐

但卻不是它的朋友。

對美國來說﹐這場革命敲響了警鐘﹐共產主義的蔓延並不是唯一的全球威脅。

大家沒能預料到的是﹐新威脅比舊威脅歷時更久。

然而霍梅尼革命更廣泛的影響產生在其它伊斯蘭世界。

自從奧斯曼帝國覆滅以來﹐一場公然展開的伊斯蘭運動首次攫取了政治權力。

這一成果產生的反響超出了伊朗之外﹐

甚至對這個國家在遜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宿敵起到了鼓舞作用。

“霍梅尼革命之後﹐伊斯蘭教徒不再只停留在語言上﹐”

卡里爾寫道﹐

“他們行動了。

伊朗伊斯蘭革命最有影響的遺產就是向人證明﹐革命是可以成功的。”

蘇聯12月入侵阿富汗也是1979年的主要歷史事件之一。

就像《奇怪的叛道者》中記錄的其它事件一樣﹐

它的歷史重要性要在事後才顯現出來。

這場曠日持久、代價高昂、最終無果的戰爭將蘇聯進一步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促進了冷戰的結束。

這場戰爭為伊斯蘭武裝分子提供了集結點和訓練場地﹐

因而為下一場全球沖突創造了條件。

畢竟﹐

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首次到阿富汗是為了與蘇聯人戰鬥。

《奇怪的叛道者》雖然文筆動人﹐但是偶爾也有贅述之處﹐

卡里爾力圖將一系列互不相關、雜亂無序的事件進行有機連貫地敘述﹐

這個嘗試有時有點牽強。

但是讀者放下書時會相信﹐

1979年啟動的大事﹐不管是好是壞﹐都為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做好了舖墊﹐

而這一點當時是很難看到的。

毫無疑問﹐我們還會面臨新的轉折點(也許我們已經在面對了?)﹐

當我們真的面對它的時候﹐沒人能保證它會比1979年的轉折更明顯。

(本文作者卡爾(Karl)是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的首席白宮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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