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24, 2015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633

（本文原於9月16日發表於英文想想論壇，

標題為How the Republicans Forgot Taiwan (link is external)）

譯者：蔡耀緯

Peter Enav 溫逸德

美國共和黨人是怎樣遺忘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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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的政治世界中，

歐巴馬總統成功讓國會不情願地通過伊朗減核協議，

應當標誌為九一一世代美國外交政策畫上句點的開端。

那個世代的最大特色，就是對中東和西南亞的極端執迷，

包括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兩場大戰，

以及美國直到今日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盡可能防患於未然的各種作為

（像是動輒追殺基地組織相關人員），

還有試圖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持續數十年的衝突尋求解決方案

以化解阿拉伯人的怒火，卻歸於徒勞的嘗試。

（圖片來源：美國海軍官方部落格）

而在相當程度上，

這個世代絕不是從2001年9月11日當天才開始的，

而是從1973年10月阿拉伯產油國發動石油禁運，

導致油價大幅上漲，

以打擊西方各國在當時正在進行的以阿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的作為。

這個動作讓美國政策制訂者們清楚了解到，

西方各國若不考慮到阿拉伯各國的政治敏感，

就不可能持續取得波斯灣地區廉價的烴化物，

這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飛躍成長的根基。

至少在那時，

這個教訓看來對於長時間維持全球經濟穩定是很重要的。

除了中東和西南亞本身之外，

美國對於這兩個地區的執迷

也在看似毫不相干的遠東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

尤其是最近10年來，

中國開始運用自身持續壯大的經濟實力，

擴張在南中國海及其他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小布希、歐巴馬兩位總統的政府

都無法專心應對遠東的事態發展，

於是也無法對中國持續加深的政治足跡給予有力的回應，

不只是在南中國海沿岸，在韓國等周邊國家也是如此；

對於美國是否有決心發揮軍事力量的疑慮，

促使這些國家的資深政治人物與北京發展更緊密的關係，

以回應他們所見的華盛頓外交政策之反覆無常。

2010年在河內召開的東南亞國協區域安全會議上

由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揭示，

喧騰至今的美國「亞洲軸心」，

理當能夠停止這樣的演變，尤其是它再次向亞洲各國領袖確保，

南海地區的事態發展並不被華盛頓的決策者所接受。

可是到頭來，它卻毫無建樹。

儘管亞洲軸心的起步充滿希望，美國再次對韓國與日本表態支持，

同時宣告了可望開創經濟新局面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後來卻逐漸後繼乏力，

主要是因為美國更加專心致志地排除伊朗核武威脅，

並爭取讓以巴雙方簽訂和平協議所致。

結果，亞洲各國領袖再一次吃虧，

就在中國影響亞太地區的力量令人憂慮地再創新高之際。

這樣的認知最強烈之處莫過於台灣，

它在中國的權力遊戲之中面臨的危險遠甚於世界上其他國家。

作為政治、外交的麻煩

而長期受到美國蔑視的台灣領導人，

早就有了一切可想而知的理由

懷疑美國在中國勢力不斷壯大時有無對抗的決心，

即使美國偶爾出售武器給台灣，

同時刻意對中國不顧一切攻打台灣時援助台灣的可能性保持曖昧。

雖然馬英九總統顯然極力想強化對北京的關係，

但事實上，

要不是美國將全部心力投注在中東事務，

他向中國傾斜的程度

（表現在毫不遮掩地以黨派利益出發的行為上，

像是2009年8月莫拉克風災肆虐時，

外交部在第一時間拒絕美國的援助）

仍然是可以控制住的。

但在美國如此漠視之下，馬英九變本加厲地倒向中國，

中國的影響力隨之大增。

到頭來，這已經不只取決於馬英九，

幾乎可說同樣取決於美國。

所有這一切都帶著我們來到當前的局面，

從冷靜分析美國國家利益的背景看來，當今局勢似乎顯示了：

美國在陷入中東及西南亞地緣政治的泥淖將近40年之後，

如今正身處一個真正實現亞洲軸心的地位上。

想想以下這些中東和西南亞的因素：

伊朗：伊朗減核協議對於東亞和東南亞最重大的意義，

在於它讓伊朗自此不再占據美國外交行動的最優先地位。

當然，美國還是會持續監控伊朗核能計畫的進展，

同時追蹤德黑蘭當局疑似對中東各地極端主義政治團體的支持，

特別是黎巴嫩的真主黨與加薩走廊的哈瑪斯。

可是相較於華盛頓過去幾年來不得不對德黑蘭投注的心力，

如今華府總算得到了更多可供支配的時間，

得以有益地運用在東亞和東南亞之上。

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大規模干預，

如今終於告一段落了。

在戰爭的最高峰，美國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資源及人力，

試圖向他們灌輸民主價值、建立民主機制，卻注定以失敗告終。

最大的贏家是伊朗，它運用伊拉克遜尼派政權垮台的機會，

成功與美國扶植的什葉派領導人結盟。

另一個贏家則是中國，

它抓準華盛頓當局執迷於毫無遠見的民主國家建立過程空檔，

逐步在南中國海擴張自己的地緣政治勢力。

回想起來，

這是美國自越戰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外交政策失誤。

這個例子清楚說明了，

美國冥頑不靈的干預中東及西南亞，

是如何損害了它在全世界的力量。

敘利亞：

表面看來，敘利亞似乎是美國政治及軍事干預再合理不過的選擇。

不管怎麼說，阿薩德（Bashar al Assad）都是一個少數統治政權的獨裁領袖，

他的盟友則包含了許多嚴重妨害美國利益的區域勢力，像是伊朗。

但歐巴馬總統卻始終拒絕大量派遣美軍士兵進入複雜的敘利亞現場。

基於美國的真正利益所在，這似乎是個明智的決定。

當然，敘利亞這個國家的逐漸瓦解引發了可怕的難民問題，

如今在世界各國都造就了令人心碎的頭條新聞。

但這個問題完全與美國無關，它是要由歐洲面對的，

因為歐洲與至今仍衝突不斷的敘利亞地理位置相近。

於是美國又一次僥倖置身事外，

得以投注精神在東亞和東南亞面對真正要緊的問題。

伊斯蘭國：伊斯蘭國精心計算的殘暴，

對於全球各地的文明人似乎都是清楚明確的挑戰。

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就非得出手干預以防蔓延不可。

原因在於，伊斯蘭國對於美國在中東的真正利益，

特別是美國親密盟友約旦、埃及兩國政權的穩定，

並不構成真正的挑戰。

他們的行徑反倒應當冷靜予以分析，並且恰如其分地看待：

就是個帶著鋒利匕首和邪惡思想的戲班子在表演濫殺無辜而已。

至少，在他們的影響力擴散得更遠之前，

美國都不需要與之接觸，

尤其美國的國土安全部門本身就足以應付伊斯蘭國

在美國本土的任何破壞行動。

只要冷靜觀察，他們唯一足以真正威脅美國的也不過如此。

以巴衝突：

美國自1970年代開始就直接參與，

努力調停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

這一切努力在2000年夏天達到最高潮，

柯林頓總統和以色列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

以及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Yasir Arafat）

在馬里蘭州的大衛營會談。

直到最近，

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仍想從頭努力調停雙方，

結果卻還是一樣徒勞無功。

他之所以空手而歸，

多半得歸咎於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

他看來更加樂意擴張西岸占領區的猶太屯墾區，

而不願允許巴勒斯坦人在那兒建立國家。

至少，

除非以色列出現一個溫和中道的人物取代納坦雅胡，

巴勒斯坦人也開始將意見統一在溫和中道之上，

否則美國實在沒有理由繼續從事這種白費心力的外交。

所幸，如今華盛頓似乎明白了這點，

於是又多了一個理由認為華盛頓會在未來幾個月，

甚至幾年之中將更多心力投注在東亞與東南亞議題上。

這是正向的發展。

沙烏地阿拉伯與波斯灣：

美國在世界這個角落的利益，

長久以來始終取決於這一帶豐富的石油藏量，

以及美國廉價而便利地取得石油的需求。

但近年來在石油探勘及生產技術變革之下，

這一切全都劇烈改變了，

美國自身的石油產量創下數十年未見的新高。

結果則是油價大幅度下跌，

波斯灣在美國外交政策盤算之中的重要性也隨之明顯下降。

在所有這些使美國得以將外交重心

從中東和西南亞轉向中國及遠東其他地區的因素之中，

這一點恐怕從中期到長期而言都是最重要的。

它對美國未來的重要性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那麼，這正是美國從中東和西南亞抽身，

同時轉而加強參與東亞和東南亞事務的核心所在。

既然最近幾周以來，

共和黨幾位居於領先地位的總統參選人全都日以繼夜在撻伐中國

（熱情擁抱中國的傑布‧布希（Jeb Bush）當然始終置身事外），

人們不免以為這個轉向必定會是他們十分樂見的，

何況他們正能以此凸顯民主黨人無法有力應對中國崛起的諸多過失，

這些過失不僅有歐巴馬政府人盡皆知的對中軟弱，

更包括歐巴馬政府拒絕挹注充分資源維持美國在西太平洋駐軍力量的危險行徑。

然而共和黨高層卻不採用這種以亞洲為中心的策略，

反倒更汲汲於堅守一套廉價的外交政策論述，

這套論述顯然是為了取得對民主黨的政治優勢，

而試圖重振自小布希總統、錢尼副總統（Richard Cheney）時代

至今早已黯然褪色的中東及西南亞路線。

共和黨高層的手法，

包括執著於批判希拉蕊國務卿任內

對於美國駐利比亞領事館遭受攻擊，

造成傷亡一事處理不當；

再三宣稱要不是歐巴馬總統在伊拉克的國家重建上畏首畏尾，

小布希總統在伊拉克的「衝刺」早就為美國的光榮勝利鋪了路；

類似的論斷還有歐巴馬在敘利亞生化武器問題上的磨磨蹭蹭，

對美國作為全球事務認真參與者的形象造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害；

以及最後一項同樣重要的，

高分貝指稱歐巴馬的伊朗減核談判從背後捅了

美國在中東最親密的盟友（以色列）一刀，

為伊朗資助的恐怖主義擾亂區域安全，

刺激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國家核擴散的新紀元預備了舞台。

的確，其中一些批判言之成理，特別是在敘利亞生化武器問題上，

至少就其首開先例的殘暴程度而言，應當交由美軍迅速應對；

可就算是這樣，

它們顯然還是把焦點從美國全球利益的真正焦點所在，

也就是中國的持續崛起及其對美國在亞太地區地位的負面影響之上轉移開了。

原因在於，

共和黨人藉著重新聚焦於中東和西南亞，

迫使歐巴馬政府放棄一次至關重要的中國政策大辯論，

轉而在無關緊要的議題上浪費資源。

這不僅損害了日本、韓國等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重要盟友，

更損害了本應成為美國西太平洋經略的中心，

如今卻被當作國際棄民聽任自生自滅的台灣。

要是情況能有些許不同，

要是美國政府真能全力對中國政策認真展開一次重新評估，

絕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台灣的戰略價值必定會開始得到重視。

這在當下尤其真切，就在風行一時的

將中國看作「負責任的關係人」論述遭到可預期的駁斥，

以及隨後必然出現的對於北京在南海區域恃強凌弱的主權宣示，

乃至一再入侵美國機密電腦系統的一連串深刻揭露之後。

曾任小布希政府東亞及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的

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

在2014年與易思安（Ian Easton）

為華盛頓近郊的2049計劃研究所共同撰寫的

一份影響深遠的報告

〈守望監控：台灣與西太平洋海洋領域認知〉之中，

以一段令人信服的文字描述

台灣情報設施如何有助於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

為台灣強力發聲。

薛瑞福運用自己在美國政府任職的經驗，

對於亞太地區的未來向美國決策者們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建議：

（一）   

將台灣的海洋領域認知戰力整合進入共同基礎架構，

共享預警資訊及區域情勢認知。

（二）  

積極建立分享共同戰略前景的能力，

促使雙方在遭遇衝突或危機時能作為同盟夥伴緊密合作。

（三） 

  停止為了安撫或「確保」北京共產黨政權的統治，

而在雙邊或多邊合作及安全事務中孤立台灣。

（四）  

准許美軍少將以上官階，

聯合作戰經驗豐富的將領定期到台灣與軍方將領會談，

親身了解西太平洋的作戰空間實況。

（五）   

擴大及深化美國太平洋艦隊與台灣的交流，

作為美國亞太再平衡的一環。

（六）   

確保台灣先進的早期預警雷達系統具備適當的操作軟體，

讓台灣發揮海、空及太空追蹤偵蒐能力。

（七）   

強化美國與台灣水面下監視系統的整合與交流。

（八）  

明確將美方同意授權美國業者參與台灣潛艦國造計畫的意向，

告知台灣及美國國防業者。

這些建議都很精闢，全部都能落實的話，

必定大大有助於提升台灣維持現實獨立的能力，

並且強化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防衛立場。

但不幸的是，

在美國徹底終結它在外交政策上對中東及西南亞的執著，

將注意力轉向如今憂戚相關的東亞及東南亞之前，

這些建議幾乎都不可能得到落實。

既然共和黨人對於中國的長程目標根本抱持懷疑態度，

他們理當是最先支持這些建議的人；

可是截至今日，他們都刻意不這麼做，

因為他們把精力全浪費在廉價的政治遊戲裡。

該是他們改弦更張，

開始為美國全體人民利益服務的時候了。

這才是人民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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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 Yang · Works at Republic of Taiwan(從出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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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峻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