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20, 2014
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news/AJ201410200068
原田朱美
為政治燃燒的學運
日大學生眼中的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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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親眼見證香港市中心目前仍持續進行的學運，
1名大學生從日本飛往了現場。
近幾年來，他雖然持續呼籲同年代的年輕人們更積極地參與政治，
但卻因為屢屢碰壁而感到相當煩惱。
而這樣的他，
又是如何看待那些在香港熱烈討論政治議題的年輕人們呢？
20歲的靑木大和住在東京都文京區，
目前就讀慶應大學2年級。
隨著這個月學運聲勢高漲，
他也選在4日入境香港、並於7日回到了日本。
由於青木希望能提高日本年輕人對政治議題的關注，
因此他相當致力於這方面的活動。
他在2年前成立一個名為「我們的一步將改變日本」的學生社團，
並舉辦各種如邀請國會議員與高中生進行對談等活動。
他說道:
「因為香港學運是由學生帶頭發起的，
或許可以從中找到推動日本年輕人參與政治的啟發也說不定。」
而這也是青木飛去香港的主要目的。
青木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整個運作過程的完善，
他說道:「學運相當有組織、而且有戰略。」
學運現場就如同演唱會的會場般劃分成幾個區塊、並留有通路，
此外食物及水也都是免費發放。
同時，現場也設有醫護站。
有學生在這裡看書、也有學生在製作藝術作品，
輕鬆的環境氣氛任誰都能自由參加。
據了解，
青木在這之前其實都認為「抗議並沒有辦法改變政治」。
他曾前往核電和集體自衛權的抗議現場，
但除了示威者的單方叫囂外，
對於事態的進展卻看不見任何幫助。
他說道:
「雖然在國外抗議活動能改變政治，
但是在日本因為參加者多會被歸類為少部份有強烈意識的人而敬而遠之，
因而導致參與門檻變得太高。」
另一方面，
香港學運的媒體策略也吸引了青木的注意。
他說道:
「中國大陸政府之所以會認真看待這件事情，國外媒體的影響相當大。」
他們以能讓在演講者進行演說時、同時有多數參加者入鏡為標準，
來設置舞台位置，並不時地發表英文演說。
此外，現場也有學生高舉著「口譯」的招牌，
好為外國媒體提供同步翻譯。
這次的香港學運因為有歐美媒體的大篇幅報導，最終發展成了國際問題。
青木在學運現場訪問參加者的同時，有好幾次也反過來被國外媒體訪問。
當他談起被問到「日本的年輕人也像你一樣關心學運嗎?」時，
表示說道:「對於當時自己只能回答『沒有』的自己，感到相當地不甘心。」
在日本，青木最常遇到的困難便是年輕人冷漠態度、以及毫不關心。
即使舉辦各種活動、或者上電視，關心政治議題的年輕人也不見增加。
儘管如此，青木接著說道:
「在香港的學生們，從好幾年前就組織了學生社團，
並拓展人脈尋求大人們的支持。
我認為他們之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都是從小地方開始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
從現在開始，我會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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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名存實亡 近70年 ]
大量「不好說」的回答，不意味着他們沒答案，
而是反映出
日本人至今看待「那場戰爭」的心態依舊複雜。
日本普通民眾與國家的關係上來理解。
記得在日本上小學、中學期間，
有些師生望着國旗「國歌齊唱」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尷尬，甚至難受。
不少日本國民看來，
國旗和國歌是軍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象徵，
不僅給他國人民造成了傷害，
還迫使日本陷入崩潰。
由於這段歷史，
媒體、學者、百姓心裡始終存有疑問：
國家政府憑什麼不會犯錯誤呢？
「國」字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我認為，
日本修憲派的最大阻力，
不是來自中國、韓國的外交壓力，
恰是來自日本國內對「國家主義」的厭煩和警惕。
二戰結束已近70年，
戰後的日本拿着「和平憲法」，
在美國「核保護傘」之下走了一條
「重經濟、輕安保」的吉田茂路線(Yoshida Doctrine)。
日本社會迄今依然走在這條路上，卻顯出疲態。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失落的二十年」
和中國崛起的大時代背景令日本人感到擔憂：
「我們這樣下去，
經濟影響力下降，政治無法行使話語權，
會不會被孤立，被邊緣化，
最終變成全球化時代的孤兒呢？」
[ 相關 ]日本倒向「右翼」了嗎？[加藤嘉一,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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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近70年 日本年輕人仍然不能成為正常國家的國民>
戰後日本如何走來???
日本二戰後近70年,
佔領軍的代理人仍然不把日本還給日本國民
《舊金山和約》生效之日 日本並未還給日本國民
佔領軍表面上離開了!!!
佔領軍制定的憲法
並未離開
佔領軍培養的代理人並未離開!!!
>>>“把日本還給日本國民”。
[ 相關 ] 思考憲法可改與不可改 [ 朝日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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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世代作為正常國家日本國民的權利–>日本國民的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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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權在民>>把憲法還給國民>> 把日本還給日本國民 ]
日本人和深夜勞作的德國人很像﹐在最悲觀時實現重建的經歷。
1950年到2008年﹐其人均收入大幅增長。
重視教育和愛國主義在日本社會中佔據突出地位﹐
國家土地短缺、自然資源不足情況下實現了繁榮。
最強大的資源﹐應該說是日本人民：
他們幾乎全部受過良好教育﹐擁有達成所願的強大動力﹐
並且始終具有創新精神。
他們發自內心地關注國家的興衰﹐這可以叫做愛國主義﹐
但更加深刻﹐屬於某種體現在他們文化之中的東西。
>>>
[ 相關 ] 日本重建最強大的資源：人民 [ WSJ, Marshall L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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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主核心不是公民社會而是官僚體制 ]
從太陽花學運到各式街頭運動的蜂起，
福爾摩沙之春透過媒體與網路的傳播，
獲得了日本社會廣大的關注。
自從311以後，
日本人的目光焦點慢慢地轉向了這個地理與文化如此接近，
卻長期不曾被日本社會所注意的島嶼。
「所以事實上日本式民主的核心旋律
從來都不是公民社會，而是官僚體制。」
「某方面而言，
日本只是一個在憲政民主框架下，
繼續由『お上（江戶時代庶民對於官僚或統治者的稱呼）』
由上而下遂行治理的前近代國家。」
「那日本的未來該怎麼辦呢？」
眼見話題即將結束，
我做了一個人文社會科學討論中最不應該的動作
——討取標準答案。
「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解答！」T師說
「必須留給日本的年輕世代自己去尋找答案。」
「不過這一次，我倒建議願意積極思考的年輕人，去台灣吧！」
N師拍了拍U君的肩膀
「或許這一次，台灣會先一步找到答案呢！」
[ 相關 ] 日本的年輕人為什麼不再反抗？[ 張智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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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運動」
顯露出的「多數」勢力的另一個側面，
也是2008年以後開始顯著增強的「臺灣人」認同。
在「太陽花運動」中，
人們頻繁而帶有批判色彩地提及了
「跨海峽政商網路」和「兩岸權貴階級」等詞。
批評觀點認為，國民黨馬英九政權下，
在臺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
以及執政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各種交流進一步擴大的過程中，
覆蓋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既得利益網路日益擴張，
大有掌握臺灣走向決定權之勢，
這壓迫了在臺灣與中國關係發展中難以受益的階層，
並不斷侵蝕著臺灣的民主政治。
[ 相關 ] 臺灣的「太陽花運動」和「多數」群體的意義[ 若林正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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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以台灣民主政治為學習典範，
台灣人也以香港做為借鏡。
事實上，
這次香港「雨傘革命」的部分領導人
就是受到三月初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啟發。
蒂耶茲認為，
這次香港抗爭示威已打破中國「一國兩制」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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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在質問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但在台灣， 參加活動的人要少得多
——這體現了台灣和中國劃清界限的程度， 吾爾開希說。
「在台灣和在法國一樣，」他說，
「當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事件時，
6000萬法國人全部都會為自由和民主高呼。」
但是每年的6月4日， 「只有幾百人聚在一起搞活動，」他說。
「他們覺得這是外國的事情。」
[ 相關 ] 六四學生領袖看台灣太陽花運動[ 紐約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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