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06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06/c06taiwan/zh-hant/
王霜舟
六四學生領袖看台灣太陽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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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台北——在中國革命家孫中山的畫像下方，
吾爾開希拿起一個麥克風，開始對周圍的人群高聲疾呼。
「在歷史緊要關頭，站出來是種榮耀，」他大聲說道，
「在歷史緊要關頭，站出來是我們的責任。」
這也可以是他1989年時在北京說的話。
當年吾爾開希21歲，
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
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活動中，
他是一位惹人注目的學生領袖。
但是，
現在是25年後的台北，
他是在對3月18日佔領台灣立法院的學生們發表演講。
馬英九總統及其執政的國民黨打算迅速批准一項和中國的貿易協定，
學生們對此進行了抗議。
吾爾開希和他1989年時的老戰友王丹一起到了這裡。
他們穿過堆放在門口的、阻攔警察進入的椅子，
擠進這個房間，表示他們支持學生。
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發生的時候，
這些學生中的很多人還沒有出生。
「如果你能在這個緊要關頭站出來的話，就表明台灣是有希望的，」
吾爾開希告訴他們。
天安門抗議活動被鎮壓之後，
吾爾開希和王丹輾轉到了台灣，
儘管他們之前在台灣沒有任何聯繫人。
到了這裡之後，
他們親眼目睹了自己原希望家鄉開始進行的民主變革。
「我們自稱是自由鬥士，但我們失去了自己的自由，」
吾爾開希最近在一次採訪中說，
「我們中有很多人被投入牢獄。
我則被迫流亡。
但在民主高度發達的地區
——我流亡到過法國、美國和台灣
——我有了了解民主的機會。
台灣本身是一個經歷過民主化的華人社會，
所以要了解民主，
哪裡還有比台灣更好的地方呢？」
吾爾開希1996年移居台灣，
當年島上進行了第一次完全民主的總統選舉。
就在那年，
直稱台灣為其領土的中國把導彈發射到周邊水域，
試圖恐嚇台灣選民。
他和王丹在這裡開展的職業生涯，
反映了他們作為學生抗議活動領袖的角色。
吾爾開希很健談，
他相當出名的一件事是在1989年5月的電視會議期間，
打斷中國總理李鵬的講話，
現在他已成了政治評論員。
如果問他一個問題，
他會提醒你，要充分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小時的時間可能不夠。
王丹的書卷氣更重一些，說話比較輕聲細語，
他現在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的一名助理教授，
講授和兩岸關係，以及中國和台灣的政治發展有關的課程。
1989年後，王丹在中國服了兩次刑，
直到1998年才離開那裡。
之後他在哈佛求學，並於2008年獲得博士學位，
論文的主題是上世紀50年代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國家暴力。
研究中國的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很了解王丹，
說自己曾鼓勵王丹接受澳洲的一個教學崗位，
但終究來說，前往台灣還是最合情理的選擇。
「能回大陸最好，但是回不了的話，
台灣對他來說就是最佳選擇了，
因為他可以用中文教書，」林培瑞說，
「他真的很喜歡用中文教書。」
學生今年佔領台灣立法院的活動後來被稱為「向陽花學運」，
其中一些學生領袖是王丹的學生。
但和王丹25年前在北京領導的示威活動形成對照的是，
他說，
台灣學生的政治目標相當成熟，
不需要他的任何建議。
「1989年的學生運動目標很簡單，就是民主、反腐敗等問題，」他說，
「但台灣學運要複雜得多。
他們覺得，
台灣的民主進程受到了威脅，已經變得萎靡了。」
「向陽花學運」這個名字暗示着，
學生們希望給台灣政治帶來光明和透明度。
這場運動在質問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王丹說。
很多抗議者認為，
相關貿易法案可能會讓台灣更多地遭受中國的直接影響，
而且台灣本地企業將無法與中國公司開展競爭。
吾爾開希指出，
無論是在天安門還是台北，
學生都佔據了公共空間，
表達他們周圍的社會的關注。
但他說，相似之處也僅僅如此而已。
「我們是在要求民主，」吾爾開希說，
「而他們正在行使民主權利。他們正在捍衛民主權利。」
1989年，
吾爾開希和其他十幾個學生領袖在黑幫的幫助下，
從中國偷渡到香港，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
他最初居住在法國，
然後就讀於哈佛大學，
而後又到舊金山附近的多明尼克大學(Dominican University)求學。
現在，雖然王丹的父母獲准去台灣看望兒子，
但吾爾開希的父母卻一直不能離開中國大陸。
吾爾開希認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則他的家人都是維族人，
二來北京方面認為他是逃犯。
吾爾開希說，
他幾次試圖向中國當局自首，
最近一次是去年11月在香港機場停留的時候。
但每一次他都被粗暴回絕了。
對於台灣的民主化能否成為中國的一個榜樣，
兩人的看法不同。
吾爾開希希望如此，但王丹認為，
台灣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獨立運動推動的，
這一點無法複製。
雖然中國一直在努力尋求和馬英九政府簽署一系列貿易協議，
與台灣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吾爾開希和王丹都認為，
台灣人民永遠不會想和推行專制主義的大陸統一。
「台灣的青年對中國沒有感情，」王丹說，
「他們是在民主化進程中長大的，所以他們非常珍惜民主。」
在每年緬懷1989年鎮壓事件死難者時，
這條鴻溝變得尤其明顯。
在香港，有成千上萬人參與活動，不只是為了緬懷死者，
也是要表達對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不滿。
但在台灣，
參加活動的人要少得多
——這體現了台灣和中國劃清界限的程度，
吾爾開希說。
「在台灣和在法國一樣，」他說，
「當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事件時，
6000萬法國人全部都會為自由和民主高呼。」
但是每年的6月4日，
「只有幾百人聚在一起搞活動，」他說。
「他們覺得這是外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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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紐約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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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在質問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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