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05日 07: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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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

東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劉伯健

為FT中文網撰稿

奧巴馬主義

與

日本“和平烏托邦”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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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在美國政府的公開表述中，

“戰後美日和解”、“美國民主成功改造日本”、

“美日貢獻世界和平”等話語屢見不鮮，

比如白宮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的致辭，

美國就“安倍談話”的評論，

甚至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諾貝爾和平獎獲獎感言。

對美國而言，

日本有著無可替代的道德和戰略價值。

若要回答為何奧巴馬容許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

為何美國從不太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闢，

日本突破戰後體制對美國外交究竟意味著什麽，

筆者認為，

須先釐清戰後美國的兩個主義：

尼克鬆主義和威爾遜主義。

無論是福是禍，這兩種思想幾乎左右著戰後日本的命運。

尼克鬆主義與奧巴馬主義

近期，

隨著撤軍阿富汗的計劃接近完成，

美國先後與古巴恢復邦交，

與伊朗基本達成核協議，

奧巴馬今年年底還很可能歷史性地訪問越南。

另外，

在美日修訂防衛合作指導方針後，

日本新安保法又獲通過，

美日同盟的威懾力將被提升至歷史最強水平。

至此，奧巴馬在外交上似乎已是功勛卓著。

輿論常將奧巴馬與尼克鬆相提並論，

這是因為，他們都曾面臨內外交困的難題，

也都主導過類似的戰略調整。

1970年代初，

由於二戰結束後過度的海外援助和駐軍，

美國累積了巨額的國際收支赤字，

導致美聯儲的黃金遭債權國擠兌，

加上越南戰場上難以計數的損失，

在霸權即將崩潰之際，

尼克鬆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內政外交的方案，

旨在收緊美國全球戰略部署，

史稱“尼克鬆主義”。

與此如出一轍的是，

2008年，

在阿富汗“反恐”、伊拉克戰爭消耗和金融危機恐慌下，

奧巴馬也喊出了“改變”、“和平”

這幾個極富煽動力的話語符號。

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

從“阿拉伯之春”到敘利亞，

在乾涉和動武的選項面前，

美國已不再有1990年代的彪悍，

單邊主義退出歷史。

近日俄軍空襲“伊斯蘭國”後，

盡管萬般無奈，

奧巴馬仍坦然表態：

美國歡迎俄羅斯參與解決敘利亞問題。

“綏靖普京！”

——一些共和黨議員如此抨擊白宮的中東戰略。

不過，

在亞太，奧巴馬的強硬作風與其在中東的表現卻大相徑庭。

繼美日放風考慮聯合巡邏南海之後，

為了嚇阻中國的島礁建設，

習近平訪美結束後一個月不到，

奧巴馬就授權美軍艦進入中國南海島礁12海裡內航行。

可見，美國的全球調整並不等於全球示弱。

實際上，與尼克鬆一樣，奧巴馬在收縮全球戰略部署的同時，

也在向盟友施壓，請其分擔美國在重點區域承受的壓力，

並通過靈活運用外交，

改變原來唯親美意識形態為原則的邦交標準。

其中，包括盟友在內的戰略夥伴，對美國的意義舉足輕重。

作為美國正資產的日本

特別地，

在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同盟體系中，

日本的強弱，往往決定著美國在西太平洋遏制對手的硬實力。

例如在1970年代，

為遏制蘇聯在太平洋的戰略擴張，

應尼克鬆主義的要求，日本軍力極速崛起；

而在奧巴馬重返亞太的鼓動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推動日本“正常化”中又邁出了空前一步。

尤其是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和新安保法，

它們一方面將美日在全球層面的防務合作推上了新台階，

另一方面拓展了自衛隊的海外活動空間，

這無疑對中國在西太平洋的活動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而且也是東亞軍備競賽的強烈信號。

根據新安保法的解釋，

日本從此不僅可以對外出口武器裝備和技術，

而且能合法參與更多的海外軍事活動。

為應對南海局勢，

繼去年贈送越南“隼人”巡邏艦後，

在今年6月菲律賓總統阿基諾訪日期間，

日本與菲簽下一筆價值1.5億美元的軍火協議，

並向菲提供專項低息貸款。

冷戰時期的尼克鬆主義促成了中美的準聯盟關系，

而今天的奧巴馬主義卻為中美關系蒙上陰影。

顯然，

中國已經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最看重的戰略對手，

也是美國編織準聯盟體系的假想敵之一。

在不少觀察家看來，

近期美越邁向和解的意義堪比當年尼克鬆訪華。

7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到訪白宮時，

奧巴馬曾盛情表示將會擇機回訪。

屆時美國有可能宣佈放鬆對越的武器禁運，

雙方將開展空前的防務合作。

不得不說，美越關系的升溫與中國崛起、南海局勢關系甚大。

另外，不惜一切代價，

堅守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這也是尼克鬆主義的重要內容。

當初黃金外流、美元瀕臨崩潰，為了維持美國霸權，

尼克鬆實施新經濟政策，終結了美元與黃金兌換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輓回了美國霸權的衰落，

也讓當時擁有龐大美元儲備的貿易順差國吞下了苦果。

而奧巴馬以多輪量化寬松（QE）刺激增長，

卻把通脹危機輸出到了新興市場國家。

如今，

為了避免亞太經濟體倒向中國的市場和資本，

美國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PP），

緊握建立貿易新規則的主導權，

鞏固與亞太夥伴的經貿和制度聯系，

即使美國國內對此陷入分歧，

即使TPP並無提振經濟增長的顯著效果。

無論是尼克鬆時代還是今天，

無論是戰略上還是經濟上，

日本的繁榮與強勢始終是美國的正資產。

一方面，

日本是美國進行離岸平衡、遏制歐亞大陸東岸強國的前哨；

另一方面，

美日同盟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雙邊軍事同盟，

它代表著美國提供的最優質國際公共安全產品，

有著示範效應。

奧巴馬獲得諾獎後常提一句話，

“要拓展我們的道德想象力”，

並以日德兩國的例子，向外界介紹美國如何以民主之關懷，

幫助這兩個美國曾經的敵人獲得繁榮與自由。

但是，仍有一個疑問：

既然美國長期以來都如此仰賴日本，

為何直到今天，過了近半個世紀，

日本才解禁集體自衛權？

實際上，

日本出人意料的矜持也正是拜美國所賜，

而當時美國的外交充滿空想色彩。

日本“和平烏托邦”的蛻變

今年6月，

日本參議院通過了《防衛省設置修訂法》，

使得抑制軍國主義滋生的關鍵制度

“文官統軍”（Civilian Control）基本作廢。

加上安倍推出的新安保法，

不僅自衛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得到了歷史性的提升，

並且，日本的軍事外交也將因裝備出口合法化而得到拓展。

對此，白宮並不掩飾他們的欣喜和支持，

即使美國也曾受日本軍國主義重創。

這是因為，美國決策層堅信，

他們已經用民主和憲政徹底改造了日本。

自美國摒棄獨守美洲的孤立政策以來，

在文化道德層面，

推廣民主已被當做美國最核心的國家利益。

到了美國崛起的一戰後，

這種利益關切終於被系統地概括為“威爾遜主義”。

後來美國對外的所有“主義”都逃不過它的思想內核，

都需要以它占領道義制高點，

小布什和切尼的新保守主義、奧巴馬的新尼克鬆主義都不例外。

然而在筆者看來，美國對日本的改造並不算完美。

戰後的日本，

堪稱是威爾遜主義思想勾勒出的一個和平烏托邦，

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沒有交戰權的半主權負罪國家。

當初，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指揮下，

威爾遜主義的追隨者幣原喜重郎及其內閣起草了沿用至今的和平憲法，

其中第九條特別禁止了日本的宣戰權。

重要的是，不戰條款深得日本民心，

以至於幾十年來，

日本國內的反戰文化始終讓右翼勢力如臨大敵，

甚至在冷戰後讓意欲反悔的美國屢次碰壁。

頗諷刺的是，被賦予威爾遜主義精神的和平憲法，

特別是第九條，也就是日本和平烏托邦的心臟，

剛植入不久就成了美國戰略家的眼中釘。

朝鮮戰爭正酣之時，艾森豪威爾不斷施壓，

要求日本重新武裝、分擔美國在半島的壓力，

但都被日本國內強大的反戰浪潮回絕。

因為美國的決策層篤信，

威爾遜主義已經融入日本的基因，

無須再管不戰條款這個驅殼，

無論是冷戰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

還是後來威懾中國和朝鮮，

美國越來越需要一個擁有集體自衛權的新日本，

而不擔心民主的日本會墮入軍國主義。

然而，自1952年恢復主權後，

日本的內外政策全都聚焦於經濟增長，

在政治和文化上，卻錯過了自我深刻革新的機遇。

在日本政治精英看來，

戰後日本不僅需要維系低成本的國家治理，

也應避免介入美國打的任何地區熱戰。

他們片面地以為，

針對亞洲鄰國的貿易和援助能彌補歷史傷痕，

徹底改變日本曾經的軍國主義形象。

“專註於發展經濟，國防安全交由美國打理，

奉行和平的經濟外交“，

吉田茂確立的這項基本國策主導了日本近半個世紀。

但是，

隨著19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日本經貿受到重創，

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機又讓日本的精英認識到：

外交上政經分離、一味地對外金援、過度聽從美國的局面

已到要變革的時候。

自然地，

所謂“束縛”日本外交和戰略佈局的和平憲法，

日益成為眾矢之的。

果然，從1980年代開始，

日本經濟墜入了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

更重要的是，

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中失敗的維權斡旋，

不僅讓日本外交備受指責，

也使日本民意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支持

自衛隊為維護世界和平發揮更大作用，

這也迫使日本最大的左派政社會民主黨，

在投票通過《維和法案》的議題上作出了歷史性的讓步。

近期反對安倍新安保法的街頭示威表明，

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思想依然強大，

但從總體來看，

日本的輿論形勢正朝著有利於保守勢力的方向靠攏，

盡管還非常緩慢。

到現在，隨著集體自衛權的解禁，

日本“和平烏托邦”的蛻變將成定局。

修憲固然不易，但一旦修憲成功，

就幾乎沒有再回頭的可能。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本土防禦為原則的自衛隊，

會在往攻防兼備發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另外，長期由自民黨執政的“55年體制”，

也容留了諸多保守舊勢力殘餘，

至少在靖國神社和教科書等問題上，

其力量足以向社會自上而下地灌輸狹隘的民族觀。

總之，美國在戰略上的急功近利，

是導致日本未能及時與鄰國充分和解的直接原因。

而且，幾十年來，關於歷史反省，

日本也遲遲沒有推進較全面的教育改革，

直到新世代成為日本社會的中堅時，

歷史成了日本人與鄰國友好相處的最大絆腳石。

雖然每次中日韓領導人會晤，

中韓都會將日本的歷史反省作為首要關切，

但很多日本人總在抱怨：

“道歉和賠償工作已經實施了很多年，

為何中韓頻頻故意借歷史敲打我們？”

很多人以為，

中韓對安倍如何措辭“戰後70年談話”的影響最大。

其實不然——要論勸化日本政治精英的歷史態度，

美國的實際能力超過中韓。

不過對這一切，美國既在意也不在意：

美國在意的是日本的保守逆流可能破壞日韓關系，

進而影響美國在亞太同盟體系中的戰略支點；

美國不在意的是日本政治演變本身。

正如前文所述，

在美國決策層眼裡，

民主是一劑永葆和平的萬能疫苗，

它早已完全治愈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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