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2017年6月2日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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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自由記者，同時經營台南午營咖啡店，

關心網絡科技、社會企業及國際人權議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責編郵箱： [email protected]）

自由記者 劉致昕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拿掉“愛國教育”的台灣年輕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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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致昕：

台灣解嚴後，在過去30年里成長的年輕人，

是不是台灣第一批能自由回答“我是誰”的一群人？

面對“我是誰”這一題，並不容易解答。

高中時參加論文比賽，我曾在台灣最大軍港的周圍訪談一個月，

做眷村內外的口述歷史。

那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日本人治理台灣時開始擴張當地軍港、蓋眷舍，

地方民眾也因此聚集成一個小商圈、大市場，做軍眷的生意。

等到國民政府來台，直接接收日本的眷房、軍港、學校，

同一塊基地，公告的文件從“日本皇民”一下子變成了“我愛中華”，

在地民眾沒有花太多時間，換了新一批的商品之後，繼續做生意，

甚至到美援時期（按：指1950到1960年代美國援助貸款台灣時期）

還成為美國舶來品的聚集地。

腳下的土地沒變，

但平民一直沒有機會去討論或大聲說出自己是誰。

不論是日本政府的皇民化運動抑或戒嚴時期的忠黨愛國教育，

都搭配了保甲制或是台灣警備總署，以秘密警察或是密報機制，

掌控人們的思想跟言論自由，人們必須抱着生命危險，

才能去想、去討論“我是誰” 。

而當解嚴之後，解除黨禁、報禁，恢復言論與集會自由，

在加上之後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我好奇的是，過去30年成長的這群人，

會不會是台灣第一批終於有機會

沒有政治威脅、不用考量生存、沒有國家機器強壓的意識形態，

能自由回答“我是誰”的一群人？

2011年，由20位台灣導演各拍五分鐘而成的

金馬影展開幕片《10+10》，導演鄭有傑的短片《潛規則》，

給了我來自解嚴後世代的同感。

解嚴後世代的反叛

《潛規則》故事的主角是台灣電影團隊，

取景則選在某間台灣學校的司令台上。

司令台是台灣學校操場上常見的檯子，能讓師長站上去講話，

或讓學生接受表揚和罰站。

短片中，團隊拍攝數度中斷，因為導演害怕電影如果要賣到“對岸”，

審查可能過不了關，不斷從司令台上移除各種政治不正確的符號。

先是“國徽”（其實是青天白日的“黨徽”），

接着是掛在牆上用木板製成的國旗，拿不下來，還動用了鐵鍬拔下，

大費周章之後，沒想到牆壁上卻印著標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過程中卸下的正是愛國教育為個人貼上的一張張標籤，

只是諷刺的是，為了當初的“敵人”，

如今台灣人把自己從影像中消去。

我於是約了導演鄭有傑（下圖）聊聊，談談他的成長。

（圖片提供：鄭有傑）

鄭有傑是台灣新銳導演、演員，這幾年，

他的名字已出現在威尼斯影展、柏林影展、金鐘獎和金馬獎。

解嚴那年，鄭有傑10歲。

當時的他，一道道標籤用力地往自己的身上貼 。

身為日本華僑之子，他稱自己“必須證明比別人更愛國”，

他細讀政府的反共宣傳手冊，

至今記得裡頭的插畫如何教孩子辨認間諜，他還裝作自己不會日文、

努力掩飾自己的日本口音，否則就會被笑喊“日本鬼子”。

他不只不問自己“我是誰”，而是自小就壓抑、隱藏真實的自己。

他媽媽也很努力，曾經目睹白色恐怖如何讓本土菁英消失，

口頭上常常掛着忠黨愛國，為了明哲保身，甚至領了一張黨證，

學校老師一有“黨外”形跡，她就要小孩保持距離。

“我可以感覺到在初中之前，

她不斷要在我心理種下一個‘小警總’。”

跟大部分台灣小孩一樣，鄭有傑最有印象大人說的一句話就是

“有耳無嘴”，這是最基本的自我防衛機制。

隱藏自己的禁令，解嚴隔年，開始在鄭家解禁，

因為蔣經國過世了，結束蔣家在台灣40年的統治。

“我記得那時候的大人還開玩笑說，大家外面哭，（家）裡面在慶祝。”鄭有傑回憶。

改變從媽媽開始，

一系列沒聽過的白色恐怖事件都在媽媽的嘴裡突然冒出，

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也上了院線，

一個台灣家庭在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後，

因為認同問題經歷白色恐怖的故事，過去不可能聽見的台詞，

就在電影院裡頭大聲、清楚的一次又一次重複：

“可憐的台灣人，生作就是乎千人騎、萬人干，”、

“對統治者而言，台灣就是一間公司！”

還坐在電影院的椅子上，鄭有傑能感受到爸媽的興奮之情。

上一代因為國家機器控制的鬆綁而感到興奮，但下一代卻有了新的徬徨。

在解嚴後成長的一代，套句鄭有傑的話說，心中的警總都只蓋了一半，

半座警總擋不住在人格養成階段對認同的追求，

對於出生地的好奇就像噴發的青春期荷爾蒙一樣，壓不住。

但課本教材里卻只有滿滿的對岸，

每天背着從來沒去過的山、河、鐵路，必須往課外讀物去找，

才能找到台灣的相關資料，

“市面上台灣史的書比較少，同學只看比較有名的那兩本，”

他直到現在還記得那兩本書的封面顏色。

直到高中一門歷史課，

老師讓學生做地方的口述歷史，鄭有傑帶着卡帶錄音機，

繞着桃園中壢火車站把一個個故事錄上膠捲。

他終於有機會進一步認識腳下的這塊土地，

尋找心中壓抑已久的提問，“我是誰？”

而讓鄭有傑真正釋放壓抑的出口，是就讀台灣大學時參加的“薪傳社”。

“社團連取名字都是為了避開爭議，”鄭有傑笑說，

社團名義上以研究傳統建築為主，實質上，

卻是同個世代的年輕人認識、紀錄本土文化的地方，

薪傳社的熱度在解嚴前後十年，達到高峰。

從高中的口述歷史到大學時的社團活動，鄭有傑觀察，

這一代在塑造認同的過程中，與上一代強調“有耳無嘴”相反，

年輕的一代，“對講出自己是沒有障礙的，

會下意識地去主張自己有權力講出主張，

這是因為潛意識裡有個障礙。”

換句話說，會大聲的主張自己的權力，

正如同年輕一代強調做自己是為了對抗上一代權威式的教育。

除了社團，就讀台大期間，鄭有傑還有另一段轉折。

好不容易考進台灣第一學府，成功從大氣科學系轉進經濟系，

在幾乎篤定站上台灣金字塔頂端後，他卻選擇投身電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自己發自內心想做的事，

不是別人要你成為的樣子，”鄭有傑說，從小從認同、興趣、語言等，

都在扮演社會中要求的角色，進到電影創作里，他開始做自己了。

投身電影之後，鄭有傑一路從同志、小鎮、青少年

拍到原住民部落的發展抉擇，取材多樣，

是因為“還有太多故事沒有被說，⋯⋯而故事必須要被說，

才會有份量，”幾年前，鄭有傑當了爸爸，

各種社會議題開始成為他關注的焦點，如何用鏡頭，

讓大眾目光轉移到弱視角落、對抗不義，是他一再思考的問題。

我觀察，從認同、到人生選擇都不再壓抑自己的樣子，

這正是解嚴前後最大的世代差異，對於公眾事務的關心，

也不再只是外省人、本省人的意識形態之分，

二次政黨輪替、環保運動、反貪腐、反核、反媒體壟斷、

反軍中暴力等，解嚴後成長的世代，漸漸習慣了參與公眾事務，

加上經濟條件普遍比上一代好上許多，開始有餘力關注島上的一切，

從在地文化的提倡，小旅行、小確幸等生活文化的創造與追求，

一如鄭有傑從經濟系走向電影路一樣，多元發展、

自由參與公眾事務，變成新世代的共同意念。

正當台灣因為解嚴後世代進入社會，而更加多元奔放之際，

鄭有傑卻感覺到我們進到了下一階段的新警總時代。

新“警總”跟著鈔票來了

“過去，台灣本身的故事沒有被講，是因為戒嚴，但已經解嚴很久了，

還是沒那麼普遍，（因為）我們拍攝的取向還是市場，”

鄭有傑說。

但市場導向是全球商業電影皆然的現象，這對他來說有什麼不同？

“台灣跟別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別的地方往中國市場靠攏，

不用隱藏自己是誰、不用去改變自己是誰，”

鄭有傑說，隨着中國電影票房成長傲視全球，資金實力雄厚，

電影從腳本寫作到演員選擇，處處都成了能夠施壓的著力點，

若是有一點政治不正確的痕迹，在中國市場或資金的生態中，

就無立足之地。

為了進入市場、為了生存而必須通過“審查”，就成為解嚴30年後，

台灣文創圈的新戒嚴。

“戒嚴、解嚴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們明明有言論自由，

但我們還是受到市場控制，這是比戒嚴還值得悲傷的事，”

鄭有傑說，

比起一隻戒嚴令，來自市場的控制是無形的、無從對抗的。

“從日本人、國民政府，（現在是）民進黨執政了，

還是有這股壓力存在。

我是哪裡的人、我是什麼性傾向的人，我要做誰，

應該是我說了算才對啊，⋯⋯台灣的處境就是這樣，

一直是別人告訴你你是誰，然後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這問題鄭有傑從10歲問到40歲，沒想到已成了兩個孩子的爸，

又掉入一樣的迴圈，只是對象從警總，換成了市場，

隱藏自己或是改變自己，也有了價格。

因為市場力量而重新讓“我是誰”成為難言之隱，

不只是電影產業的事，我回想起過去幾年台灣的變化，

也有類似的感受。

從2008年到2016年之間，兩岸大幅拉近距離，

跨海投資的影響力開始從街頭的商店出現端倪，

台北最指標的精華地段忠孝東路，先是出現了大量的醫學美容診所，

接着是老公寓拉皮成為中價位酒店，店鋪房租高漲，

連牛肉麵、鳳梨酥都出現形成專門給陸客消費的產業鏈。

科技業、文創、飯店、旅遊甚至地方政府的開發案，

都有“紅色資本”的身影，台灣地方政界開始角力，

爭取對岸的投資，甚至連政治立場都可以放下。

當時，我是英國《金融時報》駐台的助理記者，

與來自美國的特派員參與了一場

慶祝“辜汪會談”20周年的活動， 我的美國同事忍不住問我，

“你不覺得很有趣嗎？20年過去了，還是同一批人在台上。”

她說的，是兩岸官員、學者在台上敘舊式的回顧，

有的從辜汪會談的小秘書做到了國台辦官員，有的從當時的幕僚，

成了海基會的第一把手。

當台灣的解嚴後世代不再全都信奉過去的“我愛中華”，

這樣的紅潮、以及20年後還是同一群人掌控的兩岸政商結構，

激起了解嚴後世代的懷疑。

“我是誰”不是用說的，是用活的

1992年次的曾柏瑜正是當初關注兩岸越走越近的台灣青年之一。

她曾衝進了立法院抗議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簽訂，

成為長達23天、50萬人上街的太陽花學運成員之一。

她的祖父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一度被視作家族恥辱，

家族更因此兩代不談政治，但現在的她，卻在街頭運動之後，

成為台灣史上最年輕的立法委員參選人，

借了台幣200萬元、穿着防彈背心搞選舉，

與黑道背景出身的參選人在同一選區里競爭。

（圖片提供：曾柏瑜）

“我們都想，如果（競選對手）來對我們開槍，我們就可以當選了，”

頂著俏麗短髮，25歲的曾柏瑜回憶去年的立委選舉，

不屬於台灣兩大政黨、又沒有選舉經驗的她，用三個月的時間，

挑戰連續五屆當選的地方勢力，最終以兩萬多得票，

落選，畫下人生第一場選舉的句點。

為什麼不去讀台灣大學的碩士班？

為什麼開家族先例，頂著祖母的反對跟親友借錢、硬是參選？

為什麼在街頭上抗議後痛恨政治，卻又投身選戰，

要進入自己不信任的體制？

“民主對我們來說太理所當然了，在我們成長的經驗裡面，

就是不停地去強調民主是一個多麼普世價值的事情，”

曾柏瑜說，

從幼稚園開始就被灌輸各種概念，進入國小，

選舉幹部、制定班規、開班會、校園裡的自治市長選舉等，

生活等同於民主，民主、自由、多元。

根深蒂固的，曾柏瑜的認同還有很大一部分是

民主社會所代表的價值觀。

她說，她沒辦法不生氣，看見台灣在日本福島核災之後

續推問題重重的新核電廠，

看見 台灣推婚姻平權法案被惡意抹黑、誤導，

看見軍人在軍中被惡整死亡卻沒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審判，

她沒辦法不上街表達自己的意見，

支持透明的政府、同志人權、環境正義。

於是當祖母勸她，參與太陽花運動會讓她成為國家機器的黑名單、

未來找不到工作，當祖母力勸她別參選，她最終還是站上了發言台。

“我很討厭做政治工作，但是我很擅長，

這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有種使命感就是要做。”

“如果不是我去做，也會有別人拿走麥克風，

⋯⋯與其最後我生氣、去對抗不想看見的結果，

為什麼我不去試試看呢？”

曾柏瑜在太陽花運動時，成為學生勢力參與談判的代表，

但運動結束後，她卻認為是一場失敗，

消耗了社會近一個月、至少50萬人的能量，

動員不同世代、領域的社運團體，

卻沒有解決太陽花運動針對的根本性問題，

除了激起公民討論、公民意識之外，

沒有鬆動兩岸之間政商裙帶關係、解決政府與民間的信任危機等。

她還同時陷入對自我的厭惡，即使街頭上的民眾對她表達支持，

她也對自己感到作惡。

“我成為我自己討厭的那些人了，我在談判桌上，不是在做社會運動，

是在搞政治，”曾柏瑜說。

從學生走入真實世界，曾柏瑜對政治的第一次震撼教育

來得太快、太強，一度考驗對民主的信念，

“我是誰”的答案，一度從民主社會公民，變成自己痛恨的政客。

她靠著6萬字的書寫，重新回頭審視自己，發現“退出”並不是答案，

為了她從小信奉的理念而推動政治改革，才是真得答案。

“我們這個世代，需要很多偉大的創業家，在光譜上面各自努力，

把台灣往前推。”

曾柏瑜所謂的創業家，是指能看到

新的契機、能集成各種資源、靠著本事，顛覆一個產業、

提供消費者更好的選項。

台灣從過去的經濟發展、民主政治的推演至今，

不僅是既有的經濟發展急需轉型，在兩次政黨輪替之後，

社會也對政治期待兩大黨之外的選項。

“社會運動就像是對着當政者說你必須做到10分，但在體制裡面，

能做的就是如何把那麼大的機器，從0、推到5分、10分，

那個位置就是必須要有人站，才能夠推得動，”

有了一點知名度，曾柏瑜認為自己必須試着進入體制里，

實現新一代選民從小被’’內建’’的社會正義、公平、環保等

政治理念。

也許需要更多的耐性、毅力、甚至承受謾罵的本事，

但她決定加入小黨，在去年立委選舉成為新北市新店區的參選人，

以25歲的菜鳥之姿，挑戰地方超過兩代、5任立委的政治勢。

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競選團隊，靠著差不多是

台北市一個停車位都買不起的台幣200萬打選戰，

當對方開啟數千人的造勢大會，他們在公園放電影、站在街頭演講，

每天靠著吃各種止痛藥度過。

“我們前幾天打掃，看見止痛藥，想說要不要留下來，

之後還用得到，”曾柏瑜笑說。

雖然最後落選了，他們卻成立“在地深蹲”協會，

從老人家的數位教學到小朋友的手作課，用全新的方式打選戰。

曾柏瑜準備靠著跟銀行借來的創業貸款，深耕在地，

再一次試着實踐她心中的理想政治。

她當然還是準備好了失敗，“我就算試了10年，也還是35歲，

還符合聯合國的青年標準，再回去找個工作做，也不遲。”

此時，她跟長她15歲的鄭有傑，對於“我是誰”，對於未來，

有了共識：趁還可以做的時候，做多少，算多少。

說好的解嚴之後的自由呢？

鄭有傑試着在市場壓力之下，儘可能的用電影，說出自己是誰。

天天感受到市場帶來的審查壓力，電影圈的人才、票房、資源，

都在快速被吸進對岸，面對越來越難走的路，

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鄭有傑比起年輕時的自己，

反而開始像他媽媽了，他擔心時代的移轉回到過去，

他怕他的孩子會因為說出自己是誰，而受到威脅。

“我自己知道我是誰，但整個環境很不安，心裡還是有一個恐懼，

去說出來自己是誰。”鄭有傑說。

處於現階段的台灣，他願意承受代價，但作為爸爸，

他不確定孩子長大後，該不該讓他們去衝撞。

“我以前會對長輩們很不諒解，覺得你們怎麼能忍氣吞聲，

⋯⋯但仔細想想，當初（指日治時期、白色恐怖時期）挺身而出的人，

都被幹掉，留一口氣的人，現在才有機會。

哪一種比較難？

直接壯烈成仁比較難？

還是活着留一口氣？

我還在兩種都會考慮的階段，但現在這個階段，

至少，要去爭取，不然就沒了。”

至於曾柏瑜，雖然愛開玩笑說起自己的經歷，

其實她非常確定政治改革的路她要走，即使沒選上，

未來社會運動、社工等，

“能做的事太多了， 需要人的位置太多了，”

趁着台灣民主機制還在，

她用各種方式在光譜上不同的位置推動改革，

實現她認定的自我。

“我只能決定我的方向然後往前面一起走，

然後事情該發生時就會發生，或是別人就會完成，”

曾柏瑜吃着手中的干伴面，轉頭看一路跟著她的競選幹部，

正拿着掃把、抹布，整理社區中的小辦公室。

解嚴30年，兩個相差15歲的世代，都體認到“新警總”的力量，

也都暗自感受到可能的期限，於是即使解嚴30年了，

他們擁有的不是安全感，而是共同的使命感，

台灣的顛簸摸索走出的一點民主成果，必須留守住，

並為下一代爭取更多自由思考“我是誰”的空間。

能自由地回答“我是誰”，解嚴後30年，

已從禁忌成為一份未竟的使命。

至於我，當眷村的牆已倒，

房舍拆除後的大片土地成為開發商的基地，

眷村裡的本省小孩終究也失去牆內、牆外的選擇。

在大時代之中的小島出生，能選的畢竟只有說或不說出口，

而不是“我是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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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嚴30年?,  新警總時代, 台灣關進中國牢籠72年,我是誰?    ] 

慶祝“辜汪會談”20周年的活動， 我的美國同事忍不住問我，

“你不覺得很有趣嗎？20年過去了，還是同一批人在台上。”

20年後還是同一群人掌控的兩岸政商結構，

激起了解嚴後世代的懷疑。

解嚴30年，兩個相差15歲的世代，都體認到“新警總”的力量，

都感受到可能的期限，即使解嚴30年了，

他們擁有的不是安全感，而是共同的使命感，

台灣的顛簸摸索走出的一點民主成果，必須留守住，

並為下一代爭取更多自由思考“我是誰”的空間。

[ 相關 ]  

去“黨國教育”的台灣年輕世代,新警總時代[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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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Chinese Lie Abou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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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運動目的>台灣從國共爭奪中國主權的戰爭中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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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台灣地區解除戒嚴,2017維持專政現狀 ]

1987年7月14日， 蔣經國宣佈台灣地區從隔日凌晨起解除戒嚴，

開放黨禁與報禁；

1991年5月31日李登輝總統宣佈廢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12月19日國會全面改選。

在制度上，

台灣在上個世紀末，就已經進入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解嚴至今將近30個年頭，

台灣社會所呈現的卻離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還有一段距離。

[ 相關 ]     台灣民主需「心靈解嚴」[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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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需「心靈解嚴」 ???   台灣需要人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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