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問題,安倍晉三如何過關?

2015年04月17日
三國+1
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50417/cc17kato/zh-hant/
 
加藤嘉一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

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

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

現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訪學。

「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

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Pool photo by Kim Kyung-Hoon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歷史問題,安倍晉三如何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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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戰的宣誓成為現實,我們就要堅決行動」。

 

3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防衛大學的畢業典禮時,

向即將成為自衛官的畢業生們呼籲。

 

在日語里,

「不戰」指的是日本將保留《和平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的狀態。

 

安倍在講話里也強調了他一貫主張的「積極和平主義」,

以及為了有效實施集體自衛權,推進相關安保法律的態勢和決心。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安倍首相圍繞二戰期間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一系列表態

使日本與中韓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繼續敏感而不穩定,

連日本最大的盟國

——美國都對安倍首相的歷史認識與表態保持警惕和擔憂。

 

在此情勢下,安倍首相提倡「不戰」的事實傳達了一個信號,

即日本政府還是緊密關注如何妥當處理,穩定發展對華關係的。

 

近日,日本多家媒體以引用政府官員的透露報道,

4月21-23日舉行的春季大祭期間,安倍首相將不參拜靖國神社。

 

這一信號也起着實質的作用。安倍首相提倡「不戰」聲明的前一天,

斷了整整三年之後,第七次日中韓外長會議在韓國首爾舉行。

三國外長圍繞加快三國之間自由貿易協定的有關談判;

加強核安全、反恐、防災、環保等領域的合作:

不容忍在朝鮮半島開發核武器,以及重啟六方會談;

為實現三國首腦會談而做出努力;

妥當處理與歷史認識相關的問題等交換了意見,達成了共識。

 

中國外長王毅表示「今天的中日韓外長會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是因為這是一次遲到的外長會,也是一次來之不易的外長會。

 

中日韓外長會中斷了三年之久,

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歷史問題的干擾」,

並明確闡述了中方的態度:「正視歷史,開闢未來」。

 

在我看來,

此刻中方「同意」外長會之重啟的動機有三:

 

首先,

就像王毅所指出的,通過強調

「外長會被中斷了三年的根本理由是日方在歷史認識上的問題」這一點,

能夠向安倍政權施加壓力。

 

在中方看來,時隔三年的外長會之主線無疑與「正視歷史」有關,

其舉行也無疑與戰後70年這一時機有關。

這兩個關聯是符合中國共產黨今年通過對日關係所追求的內政需求的。

何況,中方正在為9月份

以「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為背景的閱兵式做着全方位的準備。

 

其次,

此次外長會是在韓國舉行,

中方深知最近韓國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對日強硬,

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韓國一定站在中方一側,

談不上拉攏或收買,但至少可以攜手向安倍政權施壓。

 

何況在私交甚好的兩國元首習近平與朴槿惠的積極推動下,

中韓經貿合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熱度。

 

這也符合中國分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盟國的戰略需求。

 

最後,

對於中方的對日政策來說,

此刻能在韓國這一「第三地」召開外長會同時也符合「開闢未來」這一思路。

從去年11月趁在北京召開APEC會議舉行的「習安會」之不易實現也不難看出,

中方還是重視對日關係的,包括政治關係和經貿關係,

以及人文交流。

 

那麼,既要正視歷史,

又要開闢未來的敏感時刻在韓國這一第三地

召開外長會至少能夠在象徵意義上淡化中方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對日高壓態勢,

給未來兩國關係的發展留下空間和退路,

符合中國對日戰略中的長遠利益。

 

日中關係的確在往前走。

 

3月19日,第13次日中安保對話時隔四年在東京舉行。

 

兩國政府代表一方面確認了各方都堅持和平發展的基本國策,

另一方面圍繞加強安保和防衛對話,

以及儘早實施兩國防衛部門之間海空聯絡機制達成共識。

 

雙方還一致認為,日中兩國有必要在維和、反恐等全球議題展開合作。

 

日中安保對話的重啟

是去年11月兩國政府在日中外長會談上相互確認的共識。

 

能夠把它落到實處,說明日中關係憑藉政治關係的改善,

正在朝着制度化的方向發展。

換句話說,倘若使得依然處于敏感和互不信任的日中關係制度化,

還是需要以政治關係的基本穩定作為前提。

在我看來,這也是未來日中關係必將面臨的一個變數。

 

4月8日,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率領人大代表團對日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

出席日中議會交流委員會的會議。

該會已被中斷兩年半。他也是2012年9月以來訪日的最高級別中國領導人。

 

在上個月閉幕的中國「兩會」上,

中國政府也藉機表明了其對日立場。主線還是「先正視歷史,後開闢未來」。

 

在「兩會」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會上,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獲得提問機會,

這在李克強就任總理後還是首次。

 

日本記者問,「如何看待中國在二戰結束70年的紀念活動,

包括大閱兵給日本國民的對華感情帶來的影響?」 按照總理髮布會的慣例,

李克強應該事前知道日本記者提問的內容與70年的歷史問題相關,

並趁機表明中國政府的對日立場。

 

他說,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場侵略戰爭,

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最終日本民眾也是受害者

在今年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我認為對中日關係既是檢驗,也是機遇。」

 

聽完這句,我想到了周恩來。

 

1972年9月,

當年擔任首相的田中角榮訪華,

與中方簽署日中共同聲明,

實現邦交正常化之際,

總理周恩來對田中表達了他原有的觀點和立場:

「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當然,

日本軍國主義者日本人民分開對待的「二分法」

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對日立場和呼應,

但李克強把今年這樣既重要又敏感的時刻

描述為「檢驗和機遇並存」,

還是不一樣而有份量的。

 

再看看外長王毅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表述。

 

他說,

「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後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

是繼續背着歷史包袱不放,還是與過去一刀兩斷,

最終要由日本自己來選擇。」

 

一名中國外交官對我說,

「輸掉戰爭和良知那段是王毅自己的話」。

 

王毅的表達聽起來比李克強還要「強硬」,

這一點不難理解,與王毅的「知日派」身份密不可分。

 

王毅長期從事日本事務,精通日語,也擔任過駐日大使。

 

眾所周知,在中國,搞日本研究或政策的人是不好混的,

就像在日本,搞中國研究或政策的人是不好混的一樣,

尤其是這個偉大的民族主義繁盛的時代。

 

一旦在中共高層和大眾輿論上被視為「對日軟弱」,

那就麻煩了。

 

因此,王毅一定格外小心翼翼,主動「對日強硬」,

以免被貼上「對日軟弱」的帽子。

 

當然,我也相信,

他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做好自己擅長的對日工作,

改善自己一直以來從事的對日關係。

 

日本如何度過戰後70年這一難關,

無論如何離不開安倍晉三的「個人言論」。

 

接下來,

第一難關是4月底5月初將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

3月初,一名日本政府官員給我透露,

日本政府正在與美方密切溝通,

爭取實現安倍首相在美國眾議兩院的演講,

「否則,安倍首相是不會滿意的,

他不接受在某院,而一定要在兩院演講,」

這位官員說。

 

那麼,美國的輿論是如何看待安倍在國會兩院的演講呢?

 

我在華盛頓,曾向不同的美國東亞問題專家提問

「安倍先生要爭取美國兩院的演講,就像之前以色列首相一樣的待遇

怎麼看?現實嗎?」

他們基本一律地回答說,

「這是應該的,日本是美國重要的盟國,我們不給那樣待遇是不應該的。」

 

一名精通日語,

多年從事日本研究的學者甚至表示,

如果國會最終不允許在兩院進行演講,倍首相就不用演講了,

不需如此(向美國國會)給予迎合,他應該堅持自己的底線。」

 

安倍首相的心愿總算實現了。

 

3月底,美國眾議院議長貝納公布,

將邀請安倍首相在美國兩院發表演講。

 

4月29日,安倍晉三將踏進美國國會,

成為歷史上首次在美國兩院演講的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

 

不過,他即將面臨更加艱難的任務。

 

在我看來,美國的白宮、政府、國會、以及輿論

對安倍首相圍繞歷史認識的言論所持有的警惕和敏感

超過安倍首相的預想和潛意識。

 

美方緊密關注安倍首相

到時候會不會全面地闡述對那場戰爭的反省。

 

一名在白宮負責對外政策的官員從另外一個角度

向我介紹安倍晉三在國會兩院演講的政治敏感性。

 

據他說法,

韓國遊說團體正在使勁對國會施加壓力,

如果安倍在演講中

不明確提及「侵略」、「道歉」、「反省」等詞彙,

他們將堅決反對安倍的國會演講。

 

實際上,一些美國退役軍人也持有類似的立場。

 

國際輿論對安倍言論的關注

不局限於他在美國國會的演講,

而同樣,

甚至更加關注他在今年8月15日,

即日本人所說的「終戰紀念日」那一天的講話。

 

焦點必將在於安倍首相會不會繼承他的前輩

——村山富市首相的戰後50年講話

和小泉純一郎首相的戰後60年講話里的表述。

 

這兩次講話一律、明確提到

「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

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

 

我們也擔心,假如安倍首相在美國國會的演講內容

跟8月份在日本國內的講話明顯不同,

有意區別化,

我們不僅感到尷尬,也不得不批評它,

這樣難免使得日本這一盟國

在歷史問題上陷入國際上的孤立,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這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白宮人士補充說。

 

他的言外之意是,

美國在處理歷史問題的過程中

不得不考慮中國和韓國方面的情緒和利益,

同時把日中之間、日韓之間

圍繞歷史認識問題時刻陷入矛盾和衝突的近況

視為本國亞太政策中的潛在風險。

 

尤其,對美國來說,日本和韓國同為同盟國,

該同盟的前提條件或多或少與制衡崛起中的中國有關,

然而,

「自己人」之間吵來吵去,

反而導致中韓之間相互靠攏,攜手向日本施壓。

 

這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

 

假如安保政策總被歷史問題『綁架』,

日本無法發揮作為同盟國應有作用的局面就將繼續下去,

我們恐怕要重新評估亞太同盟體系該怎麼布置,」

這位白宮人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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