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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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中美關系的冷淡化現實
吳向宏
盡管美國國務卿克裡剛剛結束了又一次訪華，
並且在記者會上依舊用
“友好”、“建設性”之類字眼來形容此行，
但這並不能掩蓋中美關系
已經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冷淡時期的現實。
事實上，
自中國更換領導人以來，
美國總統從未正式訪問中國，
這在中美關系中是極不尋常的。
就在克裡訪華的同時，
白宮宣布美國總統奧巴馬
將在4月訪問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亞洲四國，
其中又不包括中國。
按慣例，
副總統或國務卿訪華通常應該是美國總統訪華的前奏。
但自從中國領導層更迭後，
美國國務卿克裡已兩次訪華，
副總統拜登亦在去年底訪問中國。
而任何一次訪問都沒有定下後續的最高元首互訪日程。
甚至從公開報道看，
雙方都沒有向對方國家元首提出歡迎來訪的正式邀請。
這並不符合過去20年裡中美兩國之間形成的交往默契。
的確，習近平主席在去年曾赴美，
並和奧巴馬總統進行了會晤。
但會晤並非在白宮、甚至也不是在總統行宮，
而是在一個第三方莊園中進行。
部分中國國內媒體將此描述成
“雙方元首建立了私人親密關系” 的標志，
然而，盡管習主席夫人彭麗媛女士隨行，
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卻以公開聲明的方式不到場，
這表明雙方似乎不存在親密私人關系。
因此，
那次元首會晤或許更應該被理解為
一次低規格的接待。
美國人的“輕慢”有其根源。
2012年初，
還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
第一次提出希望和美國之間建立前無古人的“新型大國關系”。
這和以前雙方之間達成共識的“戰略伙伴關系”
或者“合作伙伴關系”是一個背離。
在美國人看來，
所謂中美戰略伙伴或合作伙伴，
是以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為前提的。
也就是說，
中國必須將自己納入美國主導的既存世界秩序。
作為回報，
美國可以允許中國在這個秩序體系中
和美國成為 “伙伴”甚至“盟友”。
當然，這只是美國人的一廂情願。
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中國已經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經濟總量第二大國。
如果中國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
將在未來10-20年超過美國，
成為全球經濟總量第一大國。
伴隨中國的崛起，
部分中國精英階層的思想發生了重要轉折，
尤其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
在此之前，
盡管雙方意識形態有嚴重分歧，
但中國精英層內部，
無論在朝還是在野，
對美國的國家治理體制是欽佩有加的。
在金融業這個被很多人認為是產業金字塔之頂的最高端行業，
中國更抱著小學生的心態在向美國人學習。
2008危機暴露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面。
而危機中，
有些美國人甚至慌不擇路地
寄望中國憑借龐大的外匯儲備來出手救市。
這留下了
“只有共產黨才能拯救資本主義”的段子，
更讓美國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的高大上形象土崩瓦解。
幾年後，很自然地，
中國領導人開始倡導“道路自信”。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其突出重點並不在於舊調重彈的“改革”，
而在於要“完善國家治理體系”這個嶄新的提法。
“完善”二字，是所謂文眼，
意味著中國領導人根本不再認為
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需要大動大改，
僅僅需要局部深化改進以達到完美而已。
這一語境下，
中國提出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
明顯是含蓄地不再承認美國的全球領袖地位，
尤其不承認美國
“大國之間若非盟友便是對手”的世界秩序定義。
中國希望走自己的路，
既不和美國直接對抗也決不接受美國的領導，
而是要建立自己心目的世界秩序。
就像在一桌酒席上，
中國這個後到的客人對美國說：
讓一讓，請給我騰個位置。
倘若中國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則對美國人來說，
允許中國作為一個地區性大國而我行我素，
也並非不可思議。
但中國的特殊世界角色、文化傳統以及意識形態特征，
都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容忍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地區領導者。
尤其當中國提出自己也是一個亞太大國之後，
十分自然地，
美國對中國倡議的“新型大國關系”心生嫌隙。
而此時恰恰是兩國之間實力重新消長的一個關鍵節點。
在中國，
盡管不少樂觀的經濟學家還在繼續
給政府灌“中國經濟還可高速增長20年”的迷魂湯，
越來越多的觀察家看到的卻是中國現行增長模式的潛力接近殆盡，
若不痛下決心進行體制上的徹底改革，
則增速下滑不可避免，
甚至在不遠的將來可能出現經濟增長急劇下降的局面。
在美國，
卻是一次危機之後人們看到了重新出發的可能。
中國的很多觀察者甚至包括領導層，
深受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影響，
對經濟危機持極為負面的看法。
但從市場角度說，
一次危機就是一次過剩產能出清的良機。
而只有過剩產能出清，
市場才能重新創造巨大的投資需求，
從而啟動新一輪快速增長。
這種鳳凰涅磐式的再生
在美國這樣的成熟民主政治和市場體制國家已曾多次發生。
正如羅斯福利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契機
建立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
社會保障制度、証券監管制度和存款保障制度，
奧巴馬也雄心勃勃試圖利用這次經濟危機來建立自己的政治遺產。
他推出了全民健保制度。
對這個制度的未來利弊，我們暫時還無法論斷。
但可以確定的是：
奧巴馬個人此刻，
肯定也是自信滿滿，躊躇滿志。
而去年底以來，
美國經濟表現出的強勁復蘇勢頭，
更為他的自信增添了籌碼。
當美國的自信遇上中國的“三個自信”，
互不配合的冷淡便成為現實。
鑒於雙方的巨大規模，
這種冷淡不大可能過度升級，
更不可能導致兩國之間的正面沖突。
但它對兩國經濟走向乃至對每一個個人
和企業的行為都會造成影響。
美國在國際新貿易秩序中撇開中國的意圖已經相當明顯。
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被認為是可能定義未來20年世界經濟秩序的新一輪國際談判。
至少到目前為止，
美國沒有絲毫將中國納入該談判議程的動向。
而中美高層若無充分交流，
中國即使加入該談判也將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地位。
兩國經濟政策的協調也將舉步維艱。
作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
又互為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
中美各自的國內經濟、貿易和金融政策
都會對對方產生相當大的聯動影響。
政策若有協調，
雙方經濟都可能更好地發展；
若無協調，雙方的政策可能互相抵觸，
效果將大打折扣。
好消息是：
美國是一個具有強烈實用主義政治傳統的國家，
也是市場開放的信徒，
而中國也從對美經濟開放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
因此，
無論雙方在政治層面分歧如何，
在貿易和經濟往來的技術層面，
雙方預料不會出現明顯倒退
包括不會出現互設障礙、互相報復的局面。
更何況，
未來一段時期，
雙方領導人仍有可能在政治層面上，
就何謂“新型大國關系”取得共識。
不管怎樣，承認中美關系冷淡的現實，
才能讓我們對未來更好地保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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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政府投資的增長模式可能進一步導致資金過剩。
中國面臨泡沫風險和過剩産能問題的遠因是
2008年雷曼危機後推出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政策。
過剩資金通過影子銀行流向了地方的基礎設施開發和房地産投資領域，
而中小企業卻缺乏必要的資金。
財富分配不均將扭曲中國的資金平衡。
解決資金氾濫和資金不足的問題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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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的國安幕僚礒崎陽輔表示，
美日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同盟關係，
但是日本將邁向成人之路 ，
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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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橫柴入灶，
連日來已引起鄰國諸多爭議，
其中居然還讓美國現出立場反覆的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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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韜光養晦的年代，中國發展壯大，
與鄰國發展友好關係，鄰國也以禮相待。
但是現在，這一切已經結束。
中國脫去了昔日溫文爾雅的外衣。
北京政府試圖通過新的防空識別區鞏固它對爭議島嶼的領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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