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1101/kato-xi-abe/zh-hant/
三國+1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
日本作家，在中國生活、學習10多年。
曾在美國訪學三年。
現任遼寧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
中文專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
「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
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加藤嘉一
Pool photo by Kim Kyung-Hoon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內政勝利使習近平和安倍心生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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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以後，習近平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吧？
我們正在為此做好準備。」
中共十九大開幕的一個星期前，
在外務省總部負責對美關係的官員從東京發來信息。
我一開始沒明白，進一步向對方詢問具體指的是什麼。
「就是鞏固了權力以後的對外擴張行動。」
這位歷來從日美同盟的角度思考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官員認為，
到底是內政穩定還是內政混亂會導致進一步的對外擴張，
是日本外交必須認真跟蹤和關注的，
「反正，我們要隨時為最壞的情況做好設想和準備，」他說。
25日，中共新的政治局常委亮相後，
習近平在同即將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川普通電話時說，
「我在十九大所作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不過，至少從大多數日本國民的感受看，
這句話與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等是存在矛盾的。
另外，在中國內政方面，主要從「習近平思想」寫進黨章
並定位為行動指南、在新的常委裡沒有接班人的跡象等角度，
日本從官方到民間似乎更多持有警惕和擔憂的看法。
26日《朝日新聞》社論的第一句話在我看來，
表明了日本社會對「習近平新時代」的總體感受：
「這是不是新的個人獨裁？」同日，
《日本經濟新聞》則在社論中評價十九大，
「習近平同時打出集權和強軍，
我們有必要注意觀察它對亞洲和世界的軍事平衡所帶來的影響。」
更加引起我注意的，
則是習近平十九大報告中的一句
「意識型態領域鬥爭依然複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
尤其是看到25日新的領導班子成員
——新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新任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後，
這句話的意味就更加凸顯出來。
自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方面提醒和深思蘇聯為何解體，
從而不斷加強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媒體、網路等
各方面的管制，另一方面通過對「核心利益」的強調和執著，
以及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以G20首腦會議、金磚五國會議等
為代表的主場外交，向本國老百姓傳達「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據我觀察，
中國老百姓之所以耐心看待尤其是言論和知情方面的不自由，
除了以互聯網、科技的興起為支撐的生活便利化以外，
也是因為「新時代」的民族主義確實深入人心。
正為習近平與西方主要領導人平起平坐、
大大提高話語權和影響力感到激動和驕傲的人們，
無意中容忍並忽略本期政權對政治、經濟、社會的強化管制，
有的甚至認同為了實現前者，後者是有必要的。
抱有警惕的內政趨於收緊，同時抱有野心的外交趨於擴張。
而且，兩者似乎存在互動關係，即對內越收緊，對外越擴張。
這是我對習近平第一任期之特徵與趨勢的階段性總結。
而沒有地方執政經驗、學者出身的王滬寧接任劉雲山
主管黨務和意識型態，楊潔篪作為錢其琛之後
第一位進入政治局的職業外交官，
這樣的人事安排在我看來意味著這一特徵將繼續下去，
即王和楊實際上是習近平的分身，
幫助習近平強化以意識型態的收緊和對外政策的強勢為代表的趨勢。
在這個意義上，前面提到的那位日本外交官，
以及日本社會對十九大和新人事的感受，
即擔心在權力集中化背景下的對外擴張，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實，日本也正在迎來類似的政治態勢，
中方對此似乎警惕性也越來越高。
中共十九大期間，日本眾議院舉行選舉，
以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執政聯盟獲得了313個席位（之前為318席），
等於繼續掌握眾議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這次總共465席）。
憑這一結果，
安倍晉三首相在明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獲得連任應該沒有什麼懸念，
因此他就很有可能擔任首相到2021年，
成為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
把這次選舉定義為「國難突破選舉」的安倍首相，
在選舉期間主張「為了應對來自北朝鮮的威脅，
需要更加鞏固的政權，因此有必要此刻解散眾議院，
詢問選民對我們的信任」，
獲勝後則主張「政權穩定後有利於展開外交」。
雖然日本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
但安倍首相和習總書記對政治的姿態和對權力的情懷是相似的，
他們至少主觀地認為，
在內政上權力的鞏固有利於展開更加積極的外交，
也有利於實現自身的政治信念和國家目標。
近年以來，我始終覺得，
安倍晉三和習近平因家庭和成長背景的緣故
（兩人均為國家領導人的兒子），
這兩位從幼年時代深受政治熏陶的領導人之間
存在一種「化學效應」(chemistry)式的個人默契。
這似乎也是日中關係因海洋問題、歷史問題、地區主導權等
問題仍然處于敏感和緊張的情況下，
兩位領導人斷斷續續地保持溝通，盡量會面的原因，
雖然缺乏應有的笑容和一定的信任。
比如，安倍在2013年底參拜靖國神社後，
仍然與習近平會談了4次，與李克強會談了3次。
接下來，日方會繼續，
甚至進一步警惕習近平在涉及「核心利益」問題
——東海、南海、台海等方面的強硬和擴張態勢，
安倍政權也會抱著懷疑的態度應對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等
方式展開的「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
中方也會繼續，甚至進一步警惕安倍在以
擺脫戰後束縛、加強國防能力、提高國際地位等為目標的修改憲法，
尤其涉及第九條這一和平主義象徵的領域，
習政權也會抱著懷疑的態度應對安倍在亞太地區等地方展開的
「積極和平主義外交」。
依我看，中方不少人士仍然認為安倍就是跟中國較勁兒，
拿著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的旗子，
使用遵守規則、秩序和國際法等措辭「包圍」中國。
不過，即使在日中雙方都對對方的戰略意圖抱有警惕和懷疑的情況下，
在2021年前（安倍和習政權很有可能重疊到那個時候），
日中關係將在權力鞏固和內政穩定的情勢下，
在敏感和緊張中保持相對的穩定，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上述安倍和習近平之間的個人默契。
「習政權的權力基礎鞏固後，
包括對美、日的對外政策可能趨於穩定，
因為其政策被中國國內的權力鬥爭所左右的風險趨於減少」，
上述《日本經濟新聞》社論指出。
我推斷在安倍、習政權下日中關係趨於穩定的另外一個原因，
則與日中共同面臨的地區局勢有關。
安倍恐怕很認同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這句話。
而且，我猜測，習近平指出的「新情況」與日益複雜，
甚至有可能侵蝕中國戰略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朝核問題不無關係。
我也相信，
習近平會認同安倍把來自朝鮮的威脅定義為「國難」的認識，
雖然習近平不可能公開這麼說。
不過，日中兩國圍繞朝核問題的共同利益逐漸明顯，
從而可以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共同應對朝核危機的基礎逐漸鞏固，
這是我對最近亞太安全局勢的基本判斷。
無論是朝鮮發射的彈道導彈飛越日本，
還是朝鮮在中國主辦「一帶一路」論壇、
金磚五國首腦會議的首日發射導彈，
進行核試驗，安倍和習近平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從現狀看，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
都不能光靠自己一國的力量來解決朝核問題。
對日本來說，只有與盟國——美國同步協調的情況下，
才能面對朝核問題；對中國來說，
也只有與對手——美國緊密合作的情況下，才能面對朝核問題。
與此同時，目前日本和中國圍繞朝核問題不能容忍的底線
在我看來也是一樣的，
即美國的川普總統決定搞先發制人，對朝鮮進行軍事攻擊，
憤怒的金正恩立即採取反擊措施，
形勢陷入混亂和失控的過程中，
日本和中國均在「家門口」被第二次朝鮮戰爭卷進去。
我想，這是安倍和習近平均不能接受的。
在此形勢下，日本似乎傾向於，
也寄希望於中美之間能夠相互理解和合作，
在大局和底線層面達成共識，從而避免朝核問題陷入危機。
中方也希望日本在面對朝核問題時能夠理解中國所面臨的戰略困境，
適當配合中方的應對措施，
比如對朝制裁盡量限於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框架之內。
我認為，8月底對於日本政府宣布
對涉朝的五家中國企業和一名個人進行單邊制裁時，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給予的回應，日方至少需要當真：
「日方這一做法嚴重損害中方利益和司法主權，
給中日關係改善進程製造了新的政治障礙。」
從習近平和川普之間比較頻繁的溝通來看，
兩者至少了解對方的需求和底線，迫使金正恩棄核、
實現半島無核化也是兩國共同的目標。
日本也贊同這一點。這幾個月以來，
外務省和首相官邸的工作人員以及多位採訪過安倍的記者對我表示，
安倍每一次與川普通話討論朝核問題時，
川普一定會問：
「晉三，我們該怎麼辦？告訴我你的想法！」
據我有限的觀察與解讀，川普是信任和重視安倍的，
而且願意傾聽安倍的看法，
我還估計，川普對於習近平或許也具有同樣的姿態。
不過，日本畢竟是美國的重要盟國，中國則是美國的戰略對手，
在川普看來，安倍和習近平還是不同的。
那麼，習近平圍繞朝核問題與川普方面進行溝通、建立信任的時候，
倘若金正恩始終既不尊重中方權益也不給中方面子，
中方進而希望通過美朝直接談判來解決朝核危機，
那麼可以考慮通過把中方的真實想法和立場向安倍傳達的方式
來影響川普的思維和決策，畢竟，安倍對川普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
而且，憑我對安倍的了解，安倍會欣賞習近平這樣的做法，
也有利於鞏固兩者之間個人層面的信任關係。
下一個看點無疑是川普總統第一次對亞洲的訪問，
先到日本，後到中國。
安倍和習近平在展開主場外交的過程中分別對川普說什麼、怎麼相處，
令人拭目以待。
反正，我個人是比較相信這三位充滿個性和野心的領導人
之間存在化學效應式個人默契，
它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必將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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