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永遠活躍在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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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誰是“中國的日本紅人加藤嘉一”?

 

(第二回)永遠活躍在第一線

 

加藤嘉一訪談錄   竹中治堅 (採訪人) [作者簡介]

 

喜歡村上春樹

加藤:

我非常喜歡村上春樹。

村上在自己的著作裏說,

希望自己死後的墓碑碑文中寫上“村上春樹作家寫了跑了活了。”

“至少始終沒有走”,也就是說,終生在奔跑。

他表達的那個“至少”一詞,我太喜歡了。

 

          我曾對一位中國媒體人士說:

“一個外國人如此拚命學習貴國的語言,

在貴國的媒體環境中發言,這對中國來說是很榮譽的事。”

 

還說過:

“日本人在貴國的媒體上說話,是在為貴國的媒體造勢啊!”

竹中:

確實如此。

加藤:

我說:

“這,不是很光榮的嗎?”並鼓起掌來,

這時看到對方的臉色刷地變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2011到2012年,

我一直在落實走進中國100所大學的巡講計劃。

 

經常聽到的卻是中國媒體的斥責:

“日本人,閉嘴!”還有“滾回去!”、“閉嘴”之類的髒話。

 

不過,

只要面對面地對話不是就能理解嗎?

“像我這樣的外國人能用中國的語言說中國的事,是中國的進步。”

竹中:

的確如此。

加藤:

我想說:

“不管怎麼,那麼多人學習貴國的語言,到貴國來做事。

起碼得拿出歡迎的氣量來,你不是大國嘛。”

竹中:

是要對它說,拿出大人樣來。

 

濫用“選民”“國民”的媒體

加藤在武漢大學擠滿聽眾的會場講演

 

加藤:

創造與大學生面對面對話的機會是為了提高透明度。

不光在網上發言,也在大學生面前露面。

置身聽眾之中,對他們說:

“你過來!”

“來試試吧!”

“你,到講壇上來!”

 

雖然說法有點怪,但我就是這樣培養粉絲的。

時空共享,氣息交織,一起流汗。

       

我想永遠活躍在第一線,珍視當事人的意識。

 

當下的日本最欠缺的這種意識的,

或許就是霞關(官廳集中地)、永田町(政黨總部集中地)和大報社了。

 

雖然在社論裏寫著“國民不希望那樣”,

 

我想問一句:你們向選民問過“不希求這樣”嗎?

 

這是在濫用、惡用“選民”、“國民”、“老百姓”等字眼。

竹中:

的確如此。

加藤:

政治家應當有精英的樣子,

精英更需要為老百姓說話。

我的做法是介於兩者中間。

我在想如何才能打造出一個“草根中國”的標誌來。

竹中:

你說的草根中國的標誌,是指親臨第一線活動嗎?

加藤:

說得太對了。

當事人的角度,現場就是一切,真實只存在於現場。

不是把現場的東西填裝進理解中國的理論構架中,而是在現場在第一線構建框架。

關鍵是要把作為實踐的地區研究和理論密切相結合。

 

夢想馳騁世界的少年

竹中:

想簡單地聽你介紹一下決定留學的經過。

你出生在伊豆吧。

加藤:

我和日本足球代表團的“阿內”,就是內田篤人是同鄉,

老家是田方郡函南町。

竹中:

是因為令尊的工作關係移居到山梨縣的?

加藤:

是因為家父經營的公司破產,國中時移居到山梨縣,

進了山梨學院大學附中。

我從小學就喜歡游泳、柔道和棒球。

國二開始練田徑。

高中時棒球很棒的。

讀賣巨人隊的松本哲也是我的同輩。

我也想打棒球,可國中面試時人家卻對我說:“我校是以學習為中心的”。

          學校裏有升學課程班、特別升學課程班和英語學科。

本來想進田徑的長距離接力賽部,我表示“想退出特別升學課程班”,

回答是“你說什麼呢!”

 

特別升學課程班是以考進國立、公立大學

和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山梨大學等為目標的。

國立、公立比較多,還經常開辦河合塾(日本著名的升學補習班——譯註)的衛星電視課程。

        

國三的修學旅行去了澳洲。

我特別喜歡英語。

老師說我“英語成績不錯,世界地圖也總不離手。”

竹中:

是世界地圖啊。

加藤:

基本上有不成文的規定,特別升學課程班的學生是不能進優育強化部的。

因為要參加長跑訓練,又要學習,體力上吃不消。

雖然我參加長跑接力賽的夢想完全成為泡影,

但仍然堅持從甲府市的酒折到綠丘球場,

也就是在學校和練習場間每天往返10公里。

         

我那時是想實踐文武雙全,這顯然成了我現在的食糧。

學習也按部就班地學,非常喜歡英語和世界史。

當時出國的願望很強烈,真正想去的是歐美。

 

我是個秉性至上主義者

竹中:

大學時想去歐美嗎?

加藤:

本來想去歐美,但是自己的家庭條件有困難。

我很怕漢字,去中國,可以說是因為家庭的原因……。

竹中:

想當聯合國職員是怎麼回事?

加藤:

         要成為聯合國職員,

         需要英語外加別的語種。

         但俄語、阿拉伯語也學不下去,西班牙語和法語也一樣。

         我是一個“秉性至上主義者”,法國和西班牙過於高雅,與我不合。

 

         去北京大學時,

         也是想在維持英語水準的同時,紮紮實實把漢語學好,

         大學畢業後去美國的大學拿個碩士什麼的。

         實際上,

          2012年3月到7月的一個學期時間,我將以“講座學者”的身份,

          在上海復旦大學講課。

           按慣例任課要求博士學歷或10年的教授資歷,

        我感到又一次打破了慣例……這是好事,有不一樣的人走進中國的課堂,

         能促進多樣化,我一定會努力完成復但的課程。

竹中:

         你是在高中畢業後,公費去北京大學留學的嗎?

加藤:

         山梨學院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正好要建立學術交流關係,

         高中時有一次說有要人來,我被叫到校長室。

         在那裏見了面,校長說了一句:

       “加藤君,就這樣定了吧?”。

         那次促進了我去中國留學的想法與計劃。

          我在國中時就小有名氣了,高中時還做過罷課。

竹中:

          是拒絕上課嗎?

加藤:

          是日韓世界杯足球賽的時候,我向全校學生呼籲,

           徵集簽名並拿給校長看,說:

“這是全體的意志”,

         “日本是民主主義吧”,

就這樣發動了罷課。

         

與其說是罷課,不如說是“去看足球”。

         

我發出呼籲,“為了日本國,大家一起去!”

 

日本這個國家,

           原本就沒有什麼機會讓你去思考日本或是日本人的。

竹中:

           國家意識淡薄呀。

加藤:

           我說,

“高中生要作為社會的一員而生存,實際體驗這些事情,

團結一致為日本加油是非常重要的。

          這難道不是學習世界史的一環嗎?”

          我還質問說:“想想吧,校長。你沒有陷入思想僵化中嗎!”……

 
             中國政府的獎學金

竹中:

怎麼上的北京大學?

加藤:

文部科學省有一個中國政府獎學金計劃,是由文部科學省推薦,

由中國的教育部提供經費的制度。

竹中:

還有這樣的制度啊。

加藤:

是一個交換留學計劃,人數以中國留學生居多。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比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更多,每年100人左右。

但是據我所知,作為本科生我是頭一個。

 

一般是高級進修,也就是博士、博士後以研究為目的前去留學,

時間是一年或是兩年,但本科生是四年。

竹中:

推薦方是日本的文部科學省嗎?

加藤:

接收需要推薦信,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領導也給我寫了推薦信。

再下面就是文部科學省的面試了。

自我推介是我的強項,我做得有聲有色。

竹中:

是在日本的文部科學省嗎?

加藤:

是在台場還是什麼地方舉行的面試。

在被問及“最近令你感動的書是什麼?”時,

我答道:“是《武士道》吧。”

竹中:

哈哈,新渡戶稻造(《武士道》一書作者——譯註)啊。

加藤:

又問,“你最近有什麼感受?”

我回答說:“像在這種面試的空間裏,只提一些毫無新意的東西,就是日本的問題之所在。”

竹中:

哈哈,真是充滿了造反精神啊。

加藤:

因為考官讓我“說說心中所想”,所以就照直說了。

留學的學費和住宿費全免,還付給生活費。

本科生當時是800圓,碩士1,500圓,博士生2,200圓。

但當時的本科還沒有收過留學生的先例,也沒有人去,制度本身形同虛設。

竹中:

是啊,不知道還有這樣的制度。

加藤: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幸運的。

 

沒有共產主義的自由校風

竹中:

聽說你向阿姨拚命地學漢語?

加藤:

是的,從結果上說,去那裏是對的,我按自己的方式拼命地學了。

是命運的女神吧,讓我很走運。

竹中:

國際關係學院相當於系嗎

加藤:

中國大學的“學院”相當於日本大學的“學部”。

授課用漢語,不過老師用的幻燈演示資料往往是英語。

 

從國外歸國的學者很多,

最受刺激的是完全沒有意識形態或是共產主義什麼的,

莫如說有一種從心裏討厭共產黨政權式的東西這種氣氛。

竹中:

啊,是嗎?

加藤:

當然誹謗詆毀是不行的。

對共產黨政權的存在,不能說讓它靠邊站之類。

只要不那樣做就行。

至於批評啦,說政策有問題啦什麼的,是完全沒問題的。

竹中:

可以批判政策嗎?

加藤:

就是現在也沒問題的。

特別是對經濟政策。

比如說“人民幣什麼時候國際化”、“在明天”什麼的,是沒有問題的。

 
忌諱保身
 

竹中:

哦?是嗎?

加藤:

所以說北大校風可以說很自由。

 

不過,

現在越來越不自由,不民主了,來自行政的干涉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與 80年代相比。

 

詢問經歷過天安門事件的副教授和教授們時,

他們表示:

“在80年代胡耀邦時代和80年代後期,情形完全不同。

 

中國與世界之間沒有任何鴻溝,

也沒有孤立和異質性,就這樣向民主化邁進,

自由民主主義的活力充滿了校園。”

竹中:

          真是不好理解。

加藤:

          與那時相比,現在則完全不同了。

 

包括我在的那個時候,學生們非常務實,很現實,重功利,

只考慮如何青雲直上,不再議論什麼政治自由了。

 

這是因為天安門事件造成的精神創傷。

 

和竹中先生進行這樣的對談,要是譯成中文,或許會出現暈影,但這是必要的。

在中國出版的著作《中國的邏輯》和《日本的邏輯》

 

           大家都變得保守了,說是“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禁忌”,

還說“加藤先生本人的處境特別”等。

 

但是,避諱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人去做,一定得有人首先去突破。

 

即便是中國共產黨,

對天安門事件也並不是因為想禁而禁的,

相信有關領導始終也在尋找突破口。

 

不過,改革開放30多年,又有過一些政治運動的陰影,

既得利益圈已經太龐大、太複雜了,不知從哪裏切入、著手。

 

在當今中國,做一件事,改一件事,都非常艱難。

竹中:

          是嗎?

加藤:

          要知道,避諱是為了明哲保身。

至於說為何要壓制,

因為公開談論,就會動搖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竹中:

          言之有理。

加藤:

          中國共產黨也不想總是採用壓制、制伏一類非常脆弱的辦法解決問題,

而是希望構建更加靈活的機制。

 

我認為這只有使用“外壓”。

 

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利用外國人的特權去行事。

 

我是這樣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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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竹中治堅(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nippon.com編輯委員)
攝影:高島宏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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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用“選民”“國民”的媒體 ]

我想永遠活躍在第一線,珍視當事人的意識。

 

當下的日本最欠缺的這種意識的,

或許就是

霞關(官廳集中地)、

永田町(政黨總部集中地)

大報社了。

 

雖然在社論裏寫著“國民不希望那樣”,

 

我想問一句:

你們向選民問過“不希求這樣”嗎?

 

這是在濫用、惡用“選民”、“國民”、“老百姓”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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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做日本海與太平洋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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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誰是“中國的日本紅人加藤嘉一”?

 

(第一回)做日本海與太平洋的橋樑

 

生活在中國與日本中間

 

竹中治堅 (採訪人) [作者簡介]

 

以率直的發言受到中國年輕人關注的加藤嘉一。
nippon.com編輯委員竹中治堅教授
對這位“中國的日本紅人”做了長篇人物訪談,
展現了他“做國際社會與中國的橋樑”的抱負。

 

加藤嘉一
KATŌ Yoshikazu
1984 年生於靜岡縣。

2003年高中畢業後到北京大學留學,畢業於該校國際關係學院。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香港《亞洲周刊》、The Nikkei Asian Review專欄作家。

截至2012年3月,加藤在香港鳳凰衛視新媒體(鳳凰網)上的部落格訪問量達6,300萬次。

中國版推特(Twitter)(新浪微博)的粉絲超過150萬人。

 

 

 
日本是“戰略後進國”?

竹中:

聽說你今年2月份去倫敦,出席了The LSE(※1)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China’s Reform Phase II(※2)

(倫敦政經學院舉辦的中國發展論壇:轉型中中國的下一步),是嗎?

加藤:

參加了論壇最後部分的會議討論。

我就“the great dilemma of rise on China: Rise or fall”(※3)(崛起的中國面臨巨大的沉浮困境)做了發言。

竹中:

中國面臨沉浮困境嗎?

加藤:

堪稱巨大的困境。

參加論壇的22人中,日本人就我一個。

作為日本人,雖有焦躁的一面,但是在那種場合,

像我這樣的日本人的發言,對日本的中國研究、中國的政策研究也是有益的。

對我本人來說,

重新認識到要在世界的舞台上明確表述迄今在中國的所做所思。

通過全球性眼光思考,逐漸看到中國被過高評價,

日本被過低評價的現狀。

過去是日本被誇大了,而現在進入了早熟的老齡化社會。

或許可以說,

日本是“難題上的先進國”、“戰略上的後進國”吧。

竹中:

“戰略上的後進國”?

此話還是頭一次聽到。

加藤:

這是我想出來說法。

意思是在戰後60年中,日本為成為攻克難題的先進國家,

一路奮進前行。

經歷了環境問題、通貨問題、石油危機,

體驗了所得倍增和泡沫經濟的崩潰,去年還發生了核電廠事故。

在60年的種種經歷中,失去的難道不是戰略嗎?

由於有美國的核傘保護,所以不需要戰略。

雖然做出如此選擇的原首相吉田茂是位了不起的戰略家,

但也使國民喪失了思考能力,不再思索自身應走的道路。

用好聽的詞來說,

就是完全不用考慮“戰略”,只要一味向前跑就行。

結果變成課題上的先進國、退居成為戰略上的後進國。

與此相反,中國非常擅於戰略。

我雖無意說它是課題的後進國、戰略的先進國,

但正因為有戰略,才不易發現堆積如山的問題,

所以會被過高評價。

作為日本人,我認為自己的使命,是巧妙地利用這樣的中

國,提高日本對國際社會、特別是對歐美、阿拉伯、中東國家的影響力,

我正在為此進行著努力。

 
有關中國的5個不穩定因素

竹中:

具體在倫敦作了怎樣的演講呢?

加藤:

最近經常提及中國的“崛起”。

回顧中國的歷史,唐代與漢代是最了不起的。

即使是在宋代與明代,從世界GDP和人口的比例來看,

與現在的規模相比也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我在會上談到,當代中國的“崛起”,

真的能說是rise(興盛)嗎?

或許可以說是re-rise(復興),或者是restoration(復興),

或許還可能是fall(衰落)。

只是漠然地說中國嶄露頭角是不對的,

說不定中國正處在文明的衰退時期。

我提出應當從這方面切實進行討論。

竹中:

有衰落這種看法嗎?

 

加藤:

或許有些言過其實,

但實際上,資源、資金、人才等正以極強的勢頭背中國而去,

而且國內體制也存在不穩定的一面。

難以保證社會不安、泡沫經濟崩潰不會波及到政治的穩定。

關於中國的“崛起”,

在2012年2月舉行的G1峰會(※4)(日本各界領袖人物就日本與世界的話題舉行的討論會——譯註)

上也成為議題。

民主黨的總理助理長島昭久、自民黨眾議院議員河野太郎、

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系準教授神保謙出席了“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外交戰略”分科會。

我在那次分科會上首先發言,

指出“考慮中國的未來時,要看到5個不穩定因素”,

也就是“民主化”、“老齡化”、“孤立化”、“​​異質化”以及“空心化”。

所謂空心化,不僅僅是人才外流,

可以預計今後10年,人才、資源、資金、價值觀、思想等所有一切,

都會從中國流出。

當時參加專題討論的人用“這傢伙是誰?”的表情看著我。

我是想說,

今後中國可能進入不穩定的時期,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機會。

 

徹底研究了日本的所得倍增計劃?

加藤:

當前中國抱有的不安、面臨的問題,諸如通貨危機、腐敗問題、

提高國民收入的問題、環境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

正是課題先進國日本長久以來所面對的問題。

2015年之後,中國的勞動人口也將開始下落,

也會出現與日本相同的少子老齡化問題,

未來甚至將更嚴重社會的不穩定將增大,

貧富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

在中國,

國民共同的價值觀也在丟失。

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日趨淡薄,只剩下拜金主義與實用主義,

歸結到一點是如何增加國民所得。

中國對日本原首相池田勇人在1960年代實施的所得倍增計劃進行了徹底研究,

這或許起因於國家的財富沒有被重新分配給國民所產生的不滿。

還有一點不能忘記,那就是中國是非常年輕的國家。

從文化大革命中恢復過來只過了30幾年,

也沒有像日本創業百年、200年那樣的老企業,

是非常年輕的國家。

雖然在文明上,中國一向以歷史悠久而自豪。

竹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的確很年輕。

加藤:

當時是意識形態優先,我認為那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nation state(國民國家)。

按我的主觀認識,中國作為近代國家,或者說作為nation state成為世界的一員,

是在1978年前軍委主席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

其動力,則是日本的ODA(政府開發援助)。

現在中國已建國60多年,改革開放至今有30多年。

但作為近代國家還非常年輕,

故確有粗放之處和不重視國際社會規則的一面。

所以有必要讓中國參與到國際社會中來。

以學校為例,

如果對造成“學級崩潰

(學生在課堂上完全不聽管教,為所欲為,老師無法正常授課的現象——譯註)

”的學生說:

“你小子,出去,愛上哪上哪!”,

那麼,崩潰的班級就失去了恢復的希望。

最好是接受它,不封鎖,巧妙地利用它並令其參與進來。

日本可以把作為課題先進國培育起來的經驗加以包裝,

由適當的人員、在適當場所、選擇適當時機向中國傳播。

我認為這可以恢復並激發日本的活力。

竹中:

這就是加藤嘉一你最近的使命嗎?

加藤:

是的。因為我是訊息傳播者。

 

歐美人難解的中國社會

加藤:

中國的決斷與行動都很快。

上面一句話,下面就動起來。

看看地震時的情形吧,

日本的東日本大地震與中國的四川大地震相比,

那真是有天壤之別。

 

竹中:

是嗎?

加藤:

中國政府要是說“全部撤離”,

人們就會全撤的,私有物品什麼的都不管。

“派100架戰鬥機”,

也是一句話,說派就派的。

竹中:

說派就派啊。

加藤:

要是換上日本,那就完了。

竹中:

確實。

加藤:

所以中國非常講efficient(效率),但並不是。

efficient(效率)固然重要,但也許不可持續,也就是不能持久。

當然,

中國的體制是專制的,這樣才能注重效率,

但高效的治理方式往往也不能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

這永遠是兩難。

在建立中國人與外國人間的相互理解、相互信賴關係方面,

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裏也是中國人。

世界上有3,000萬華僑,哪裏都有中國人。

中國人無論在國際社會上怎麼說“中國不行”,

那是說自己,聽起來只是自話自說。

另外,

歐美人、白人、黑人說起來,總有一種不協調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很難理解中國。

什麼和諧精神、看情況之類,中國人有這種說道。

竹中:

中國人看情況辦事嗎?

加藤:

不,雖然實際上並不這樣。

竹中:

印像中,中國人都是直言不諱,口無遮攔的呀。

加藤:

不過,那種注視對方的眼神、轉移注意力什麼的,

我覺得西方人難以理解這種“東方式”的做法。

中國共產黨有個潛規則,就是並不是非黑即白,

而是灰色的、或是緩衝。

鄧小平曾說,“摸著石頭過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這些在我看來都是東方思維的一部分。

(※1)^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 The LSE SU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CDF) is a prestigious annu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LSE SU China Development Society (CDS) in the aim of creating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academics and professionals to exchange opinions on critical subjects related to China.

(※3)^ Rethinking China’s youth empower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4)^ 第四屆G1峰會分科會“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外交戰略”

 

日本應成為真正的“橋樑”

竹中:

日本人對這些很理解。

加藤:

日本人很了解,歐美人則感到漢字的語感太難,

像“以和為貴”、“領悟字裏行間的言外之意”什麼的。

從古到今,

日本不就是在中國與歐美之間生存過來的嗎?

而今中國人卻說日本人是西方人。

先生,您認為日本是西方人嗎?

竹中:

不認為,但日本屬西方一邊。

加藤:

在地緣政治學上可以說是屬於西方。

不過據我所知,

沒有任何一個日本人在文明或在文化上自認為是西洋人。

竹中:

沒有。

加藤:

在地緣政治學上,說美國不屬於亞洲,但它卻進入了亞洲;

至少美國介入了東亞。

不過,

古往今來,日本一直處在東西方的中間。

所以日本曖昧而搖擺不定。

我是想說,

在中國人作對外傳播的時候,或者在外國人理解中國的過程中,

日本應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橋樑。

竹中:

或許是這樣吧。

加藤:我現在必須馬上做的,是成為日本海與太平洋間的橋樑。

這次在倫敦也有強烈的感受,我想這能夠提高日本的價值。

 

不迎合奉承得到評價?

竹中:

一展無餘地體現日本人價值的契機,

是2005年4月10日出演香港鳳凰衛視的訪談吧。

加藤:

可以這麼說,實​​屬偶然之為。

我在北京大學校園裏踢足球時,香港鳳凰衛視的人邀請我參加演出。

由於我向來就有表現欲,

所以在對鳳凰衛視絲毫不了解的情況下就跟著去了。

竹中:

那麼,看到反日遊行有什麼想法嗎?

加藤:

那時遊行已經結束,

我在節目上主要談日本與中國如何克服危機,

推進合作的問題。

可能是覺得在電視裏我說的中國話“不錯”吧。

後來我的中文寫作大有長進,不過發音還是當時更好一些吧。

因為僅學了一年半就達到了那個水準。

竹中:

是這樣。

加藤:

從那以後,也許中國當局感到“他或許能起到非常獨特的作用”、

“要是他,一定能不恭維奉承、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

因為獻媚的人到處都是,我對此深惡痛絕。

鳳凰衛視在各界知名人士、政府高級官員中極具獨特的影響力。

該衛視沒什麼綜藝節目,

基本上都是新聞資訊、訪談、紀錄片等節目,

所以上層人士很重視,願意去看。

我想鳳凰衛視的平台還是重要的。

 

日本的對外宣傳是件棘手的工作

竹中:

聲張日本的國家利益?

加藤:

我絕對想探討的是“何為國家利益”。

雖然在中國可以說“黨等於國家”,“黨凌駕於社會”,

但在日本談到國家利益時,

對它的理解卻分左與右,還存在代溝。

所以在北京上電視時,

我每次都會說“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只能代表自己”。

對外宣傳日本是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在電視上只有2分鐘的時間。

我語速很快,但在規定的2分鐘之內發言還是很不容易。

我曾對中國的某位高級官員說:

“應該讓中國人也理解言論的多樣性。

否則,

你們什麼時候才能實現民主呢?

如果不是逐漸適應,突然轉向的話會大爆炸的。”

我想,因為我一直在說的就是這類話,所以能生存下來。

竹中:

聽說後來鳳凰衛視的採訪不斷,是嗎?

加藤:

還可以,是不斷,但也沒那麼頻繁,我還是跟電視保持距離的。

首先是因為“他的中國話”,人們關心是“怎麼學的”,

傳媒對這些感興趣。

我回答說:“是跟貴國的阿姨們學的”。

其後開始寫專欄,還時不時地在電視上露面。

綜藝節目基本沒有上過,參演的基本上都是資訊節目和訪談節目。

竹中: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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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竹中治堅(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nippon.com編輯委員)
攝影:高島宏幸

(下接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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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治堅 (採訪人) TAKENAKA Harukata

[ 署名文章篇數: 10 最新更新日: 2013.04.17 ]

nippon.com 編輯委員。

1971年生於東京都。

199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系,進入日本大藏省(現財務省)。

1998年美國史丹佛大學政治系博士課程結業。

1999 年任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副教授、2007年起任準教授,現為教授。

主要著作有《何為參議院?1947-2010》(中央公論新社,2010年,獲大佛次郎論壇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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