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村上春樹

加藤：

我非常喜歡村上春樹。

村上在自己的著作裏說，

希望自己死後的墓碑碑文中寫上“村上春樹作家寫了跑了活了。”

“至少始終沒有走”，也就是說，終生在奔跑。

他表達的那個“至少”一詞，我太喜歡了。

          我曾對一位中國媒體人士說：

“一個外國人如此拚命學習貴國的語言，

在貴國的媒體環境中發言，這對中國來說是很榮譽的事。”

還說過：

“日本人在貴國的媒體上說話，是在為貴國的媒體造勢啊！”

竹中：

確實如此。

加藤：

我說：

“這，不是很光榮的嗎？”並鼓起掌來，

這時看到對方的臉色刷地變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2011到2012年，

我一直在落實走進中國100所大學的巡講計劃。

經常聽到的卻是中國媒體的斥責：

“日本人，閉嘴！”還有“滾回去！”、“閉嘴”之類的髒話。

不過，

只要面對面地對話不是就能理解嗎？

“像我這樣的外國人能用中國的語言說中國的事，是中國的進步。”

竹中：

的確如此。

加藤：

我想說：

“不管怎麼，那麼多人學習貴國的語言，到貴國來做事。

起碼得拿出歡迎的氣量來，你不是大國嘛。”

竹中：

是要對它說，拿出大人樣來。

濫用“選民”“國民”的媒體

加藤在武漢大學擠滿聽眾的會場講演

加藤：

創造與大學生面對面對話的機會是為了提高透明度。

不光在網上發言，也在大學生面前露面。

置身聽眾之中，對他們說：

“你過來！”

“來試試吧！”

“你，到講壇上來！”

雖然說法有點怪，但我就是這樣培養粉絲的。

時空共享，氣息交織，一起流汗。

我想永遠活躍在第一線，珍視當事人的意識。

當下的日本最欠缺的這種意識的，

或許就是霞關（官廳集中地）、永田町（政黨總部集中地）和大報社了。

雖然在社論裏寫著“國民不希望那樣”，

我想問一句：你們向選民問過“不希求這樣”嗎？

這是在濫用、惡用“選民”、“國民”、“老百姓”等字眼。

竹中：

的確如此。

加藤：

政治家應當有精英的樣子，

精英更需要為老百姓說話。

我的做法是介於兩者中間。

我在想如何才能打造出一個“草根中國”的標誌來。

竹中：

你說的草根中國的標誌，是指親臨第一線活動嗎？

加藤：

說得太對了。

當事人的角度，現場就是一切，真實只存在於現場。

不是把現場的東西填裝進理解中國的理論構架中，而是在現場在第一線構建框架。

關鍵是要把作為實踐的地區研究和理論密切相結合。

夢想馳騁世界的少年

竹中：

想簡單地聽你介紹一下決定留學的經過。

你出生在伊豆吧。

加藤：

我和日本足球代表團的“阿內”，就是內田篤人是同鄉，

老家是田方郡函南町。

竹中：

是因為令尊的工作關係移居到山梨縣的？

加藤：

是因為家父經營的公司破產，國中時移居到山梨縣，

進了山梨學院大學附中。

我從小學就喜歡游泳、柔道和棒球。

國二開始練田徑。

高中時棒球很棒的。

讀賣巨人隊的松本哲也是我的同輩。

我也想打棒球，可國中面試時人家卻對我說：“我校是以學習為中心的”。

          學校裏有升學課程班、特別升學課程班和英語學科。

本來想進田徑的長距離接力賽部，我表示“想退出特別升學課程班”，

回答是“你說什麼呢！”

特別升學課程班是以考進國立、公立大學

和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山梨大學等為目標的。

國立、公立比較多，還經常開辦河合塾（日本著名的升學補習班——譯註）的衛星電視課程。

國三的修學旅行去了澳洲。

我特別喜歡英語。

老師說我“英語成績不錯，世界地圖也總不離手。”

竹中：

是世界地圖啊。

加藤：

基本上有不成文的規定，特別升學課程班的學生是不能進優育強化部的。

因為要參加長跑訓練，又要學習，體力上吃不消。

雖然我參加長跑接力賽的夢想完全成為泡影，

但仍然堅持從甲府市的酒折到綠丘球場，

也就是在學校和練習場間每天往返10公里。

我那時是想實踐文武雙全，這顯然成了我現在的食糧。

學習也按部就班地學，非常喜歡英語和世界史。

當時出國的願望很強烈，真正想去的是歐美。

我是個秉性至上主義者

竹中：

大學時想去歐美嗎？

加藤：

本來想去歐美，但是自己的家庭條件有困難。

我很怕漢字，去中國，可以說是因為家庭的原因……。

竹中：

想當聯合國職員是怎麼回事？

加藤：

         要成為聯合國職員，

         需要英語外加別的語種。

         但俄語、阿拉伯語也學不下去，西班牙語和法語也一樣。

         我是一個“秉性至上主義者”，法國和西班牙過於高雅，與我不合。

         去北京大學時，

         也是想在維持英語水準的同時，紮紮實實把漢語學好，

         大學畢業後去美國的大學拿個碩士什麼的。

         實際上，

          2012年3月到7月的一個學期時間，我將以“講座學者”的身份，

          在上海復旦大學講課。

           按慣例任課要求博士學歷或10年的教授資歷，

        我感到又一次打破了慣例……這是好事，有不一樣的人走進中國的課堂，

         能促進多樣化，我一定會努力完成復但的課程。

竹中：

         你是在高中畢業後，公費去北京大學留學的嗎？

加藤：

         山梨學院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正好要建立學術交流關係，

         高中時有一次說有要人來，我被叫到校長室。

         在那裏見了面，校長說了一句：

       “加藤君，就這樣定了吧？”。

         那次促進了我去中國留學的想法與計劃。

          我在國中時就小有名氣了，高中時還做過罷課。

竹中：

          是拒絕上課嗎？

加藤：

          是日韓世界杯足球賽的時候，我向全校學生呼籲，

           徵集簽名並拿給校長看，說：

“這是全體的意志”，

         “日本是民主主義吧”，

就這樣發動了罷課。

與其說是罷課，不如說是“去看足球”。

我發出呼籲，“為了日本國，大家一起去！”

日本這個國家，

           原本就沒有什麼機會讓你去思考日本或是日本人的。

竹中：

           國家意識淡薄呀。

加藤：

           我說，

“高中生要作為社會的一員而生存，實際體驗這些事情，

團結一致為日本加油是非常重要的。

          這難道不是學習世界史的一環嗎？”

          我還質問說：“想想吧，校長。你沒有陷入思想僵化中嗎！”……

             中國政府的獎學金

竹中：

怎麼上的北京大學？

加藤：

文部科學省有一個中國政府獎學金計劃，是由文部科學省推薦，

由中國的教育部提供經費的制度。

竹中：

還有這樣的制度啊。

加藤：

是一個交換留學計劃，人數以中國留學生居多。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比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更多，每年100人左右。

但是據我所知，作為本科生我是頭一個。

一般是高級進修，也就是博士、博士後以研究為目的前去留學，

時間是一年或是兩年，但本科生是四年。

竹中：

推薦方是日本的文部科學省嗎？

加藤：

接收需要推薦信，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領導也給我寫了推薦信。

再下面就是文部科學省的面試了。

自我推介是我的強項，我做得有聲有色。

竹中：

是在日本的文部科學省嗎？

加藤：

是在台場還是什麼地方舉行的面試。

在被問及“最近令你感動的書是什麼？”時，

我答道：“是《武士道》吧。”

竹中：

哈哈，新渡戶稻造（《武士道》一書作者——譯註）啊。

加藤：

又問，“你最近有什麼感受？”

我回答說：“像在這種面試的空間裏，只提一些毫無新意的東西，就是日本的問題之所在。”

竹中：

哈哈，真是充滿了造反精神啊。

加藤：

因為考官讓我“說說心中所想”，所以就照直說了。

留學的學費和住宿費全免，還付給生活費。

本科生當時是800圓，碩士1,500圓，博士生2,200圓。

但當時的本科還沒有收過留學生的先例，也沒有人去，制度本身形同虛設。

竹中：

是啊，不知道還有這樣的制度。

加藤：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幸運的。

沒有共產主義的自由校風

竹中：

聽說你向阿姨拚命地學漢語？

加藤：

是的，從結果上說，去那裏是對的，我按自己的方式拼命地學了。

是命運的女神吧，讓我很走運。

竹中：

國際關係學院相當於系嗎

加藤：

中國大學的“學院”相當於日本大學的“學部”。

授課用漢語，不過老師用的幻燈演示資料往往是英語。

從國外歸國的學者很多，

最受刺激的是完全沒有意識形態或是共產主義什麼的，

莫如說有一種從心裏討厭共產黨政權式的東西這種氣氛。

竹中：

啊，是嗎？

加藤：

當然誹謗詆毀是不行的。

對共產黨政權的存在，不能說讓它靠邊站之類。

只要不那樣做就行。

至於批評啦，說政策有問題啦什麼的，是完全沒問題的。

竹中：

可以批判政策嗎？

加藤：

就是現在也沒問題的。

特別是對經濟政策。

比如說“人民幣什麼時候國際化”、“在明天”什麼的，是沒有問題的。

忌諱保身

竹中：

哦？是嗎？

加藤：

所以說北大校風可以說很自由。

不過，

現在越來越不自由，不民主了，來自行政的干涉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與 80年代相比。

詢問經歷過天安門事件的副教授和教授們時，

他們表示：

“在80年代胡耀邦時代和80年代後期，情形完全不同。

中國與世界之間沒有任何鴻溝，

也沒有孤立和異質性，就這樣向民主化邁進，

自由民主主義的活力充滿了校園。”

竹中：

          真是不好理解。

加藤：

          與那時相比，現在則完全不同了。

包括我在的那個時候，學生們非常務實，很現實，重功利，

只考慮如何青雲直上，不再議論什麼政治自由了。

這是因為天安門事件造成的精神創傷。

和竹中先生進行這樣的對談，要是譯成中文，或許會出現暈影，但這是必要的。

在中國出版的著作《中國的邏輯》和《日本的邏輯》

           大家都變得保守了，說是“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禁忌”，

還說“加藤先生本人的處境特別”等。

但是，避諱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人去做，一定得有人首先去突破。

即便是中國共產黨，

對天安門事件也並不是因為想禁而禁的，

相信有關領導始終也在尋找突破口。

不過，改革開放30多年，又有過一些政治運動的陰影，

既得利益圈已經太龐大、太複雜了，不知從哪裏切入、著手。

在當今中國，做一件事，改一件事，都非常艱難。

竹中：

          是嗎？

加藤：

          要知道，避諱是為了明哲保身。

至於說為何要壓制，

因為公開談論，就會動搖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竹中：

          言之有理。

加藤：

          中國共產黨也不想總是採用壓制、制伏一類非常脆弱的辦法解決問題，

而是希望構建更加靈活的機制。

我認為這只有使用“外壓”。

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利用外國人的特權去行事。

我想永遠活躍在第一線，珍視當事人的意識。

當下的日本最欠缺的這種意識的，

或許就是

霞關（官廳集中地）、

永田町（政黨總部集中地）

和

大報社了。

雖然在社論裏寫著“國民不希望那樣”，

我想問一句：

你們向選民問過“不希求這樣”嗎？

這是在濫用、惡用“選民”、“國民”、“老百姓”等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