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17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17/cc17kato/print/zh-hant/

加藤嘉一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我在哈佛見識的中國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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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研究中美日關係，

關注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日本人，

我來到哈佛已近兩年，

期間除了關心美國戰略家如何看待中國崛起，

那些在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也是我觀察的對象。

他們怎樣學習？

怎樣融入美國社會？

走出國門後會不會及如何反觀中國？

哈佛校園裡有關中國的論壇、沙龍特別多。

不知道這算不算中國影響力上升的體現，

但至少有關中國的話題保持了相當的熱度。

例如，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

每周三中午主辦的「考驗中國的重大議題」

(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hina)系列座談，

話題涉及中國金融政策、地方政府問題、海洋政策、

媒體環境、中美關係等方方面面，

《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教授親自主持。

參加討論的，

有不少遠道而來的中國留學生。

我想，

這對增進中美之間的交流和理解自然是件好事。

不過，在這樣的場合，我也遇到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困惑。

一次有關中國政治的討論會上「中美互動」的場面，

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雙方分別是來自哈佛大學等波士頓地區名校的中國研究生

和在這些名校研究講授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

形式以學生提問，教授回答為主。

來自中國大陸來的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

「老師，您在中國做調研、考察，

如果遇到政治方面的干擾等敏感情況，怎麼處理？」；

「在中國當前的政治環境下，進行學術活動或言論表達的底線在哪裡？」；

「您認為，習近平在搞反腐敗，處理了薄熙來，說老虎蒼蠅一起打，

到底會打到什麼程度？還會打更大的老虎嗎？」

對這些頗為敏感的政治問題，

美國學者的回答得很謹慎：

「中國社會在發生變化，應該耐心地做下去」；

「我長成這樣面孔（在場的美國學者都是白人），

當然沒法假裝自己是中國人，採訪就總是面臨難度」；

「這個問題不好說，但中共肯定以維持政治穩定為主」；

「權力過於集中在習近平身上，這是否是好事，

還要看情況，有很多變數」等。

中國學生顯得很禮貌，微笑點頭，不插嘴。

但依我在現場觀察，他們並不完全接受教授們的看法，

他們所期待的答案應該更多更深入，

卻很少有人進一步追問。

更讓我想不通的是，這些被哈佛等名校錄取的中國高材生，

都曾在中國長期生活，了解中國政治、社會的現狀，

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嗎？

也許是「明知故問」？

中國有「旁觀者清」的說法：

與異國人探討祖國的問題可以擴大視野。

美國人回答得到位也好，一般也好，尖銳也好，差勁也好，

都能獲得一些啟發，滿足好奇心。

況且，中國學生到美國求學本身就抱有這樣的看法 ：

美國名校在制度、品牌、自由開放度等方面高於中國國內高校。

我一度以為，

那些中國學子是純粹出於好奇或討好才去提問的。

在我積累了更多的觀察之後，

越來越覺得，

這些中國留學生過於「順從」美國學者的觀點，

過於「適應」美國課堂的空氣的表現，

不只是好奇心那麼簡單。

我反覆探索自己感受的來源，

覺得這種現象與中國學生的生長背景以及由此帶來的

自我認同感(self-identity)有關係。

他們身上中國歷史文化的烙印

影響了他們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打交道的方式。

比方說，

有些中國學生表現出的似乎不僅是謙卑，甚至有些自卑。

從他們身上，我看到這樣一種心理：

我是在封閉而不自由的環境下長大的一代，

祖國的政府和學校沒告訴我們政治的真相，

還不斷洗腦，

甚至把我們弄成一群愚民。

現在，

好不容易來到思想開放、學術自由的地方，

就應該向異國的洋人教授打聽真相，

以便成為一個真正的明白人。

一名來自大陸，

經常與美國教授和中國學生打交道的博士研究生對我解釋說：

「有些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教授的水平確實很高，

也深受中國學生的尊敬。

他們所做的研究，

比如牽涉到政治發展、經濟政策、歷史研究等一些領域，

是大陸學者不去碰的。

在大陸的學術環境下，除非你有特殊的渠道和關係，

許多實況是了解不到的。

在這裡，無論如何，門檻是低的，

你可以光明正大接觸信息，展開研究。

因此，中國學生們傾向於認為，哈佛教授比國內教授好。」

一名中國名校畢業來到哈佛讀書的中國學生則反駁我的觀察，

她說，

「到哈佛讀書的精英應該超越了自信還是自卑，

想得問題更多，縱橫都有，比你想得複雜。」

曾在中國求學生活的我大概明白，

今日中國教育存在所謂「洗腦」的內容；

互聯網審查廣泛存在，還不斷被強化；

言論的空間也在不斷被壓縮。

然而，中國畢竟不是朝鮮，我認識的中國大學生即使不出國，

已經可以通過各種渠道

了解到不同於官方教科書和媒體所呈現的中國社會現實。

我從不認為中國大學生的收集信息能力比外國的年輕人差，

相反，生活在信息相對封閉，管控相對嚴重的空間里，

中國年輕人對信息的渴望度和飢餓感才變得更加明顯。

2012年上半年我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訪問，

校園內的小書店以很便宜的價格（比如10元）

銷售着美國《時代》、英國《經濟學家》等雜誌。

大學生很容易了解到中國正發生什麼，世界又如何看待中國。

我在哈佛校園裡跟不同的人群聊中國政治（不涉及理論的現實政治話題），

讓我感到「頗有收穫」的往往是中國學生。

當他們用中文跟我這個日本人交流的時候，

與那些在美國名教授面前帶着順從、乖巧的面目像簡直換了人，

很自信，愛辯論，特執着，

經常能把自己在中國的體驗與到美國後的觀察結合

提出犀利的觀點。

我不覺得這是語言水平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學生的英語水平

有着明顯的提高（其中不少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就赴美留學），

能夠用很流利，

有邏輯的英語表達自己的觀點，

何況被哈佛等名校錄取的高材生。

我自己的體會是，

研究中國問題需要積累自己對中國的「體驗庫」，

豐富直觀體驗，

而不停留在收集研究素材的「數據庫」階段。

用這個標準衡量，

相較於包括我在內的外國人，

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的最大優勢正在於這一從小積累的「體驗庫」。

這不是相對優勢，而是絕對優勢。

因此，在龐大、複雜、深奧的中國局勢面前，

像我這樣的外國人應該永遠保持謙卑和耐心。

具體來說，中國人如何處理人際關係；

如何看待上層建築；官場和社會的潛規則怎麼運行等。

這些都很難用簡單套用異國的理論或概念進行理解。

在「體驗庫」這一點上，

中國學生與美國教授相比，

依然有着「絕對優勢」。

由於涉及到博士學位和學術前途等關鍵問題，

中國學生也主動討好美國教授，

以「助手」的名義協助他們搜集信息，

加工分析，完成研究，

在某種意義上，

美國學者還是最大的受益者。

極端地說，

一些跟蹤研究中國政治的美國學者是「坐在辦公室就可以」的，

「情報」都可以由那些優秀的中國學生用英語來提供，

這比自己帶着洋面孔去中國

克服這樣那樣的困難和障礙進行中文採訪有效很多。

作為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的第三者，

我認為，哈佛的中美師生間這種交流是互惠的，

雙方都很清楚對方的價值，並務實地加以利用。

也有一位哈佛教授對我表達了不同的觀點，

「作為研究中國的學者，與中國學生交流是很有幫助的。

不過，他們還很年輕，看問題有時不太成熟。

我研究中國，主要還是靠自己的方法，

接觸中文和英文的資料，

盡量接觸中國的學者和參與政策的人。」

據我觀察，

像他這樣中文水平很高，

不那麼依靠中國學生的「情報」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

也有不少。

中國學子在方法論、分析框架、寫作規範等

方面無疑有很多需要向美國教授學習的地方，

但他們的觀察能力、語言能力、分析能力等普遍較高，

更不必說刻苦精神和「體驗庫」。

我認為，

在「研究中國，解釋中國」這一點上，

中國學子應該更加認識自己的優勢，

要有自覺，

需要更多的獨立思考和獨立表達，

否則只能長期停留在做美國學者的情報員。

這就是為什麼我看到一些中國高材生

帶着過度謙卑的心態

來到美國「學習」中國問題時，

感到惋惜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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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

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

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

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

「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

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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