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月14日
日本右翼勢力的回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214/c14kato/zh-hant/
加藤典洋
東京——1989年的一個晚上，
我在家中接到一個電話，
對方自稱是右翼恐怖組織「赤報隊」(Sekihotai)。
他說我已經進入該組織的「反日分子」黑名單；
將對我採取刺殺行動。
此前幾周里，我發表了兩篇觀點文章，
批評不久前去世的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
強調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應負的責任，
質疑了媒體和民眾對他的崇敬。
我給當地警署打了電話，
接電話的警官以為赤報隊是左翼組織。
我對他說，
看起來這個組織對我和妻子及兩個小孩居住的建築進行過偵察。
結果他只是派了兩個人過來，
給我的電話接上了一個錄音設備。
沒過幾個小時，我們的貓就把機器弄壞了。
我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兩年前的1987年5月，
赤報隊對《朝日新聞》(Asahi)發起了一系列襲擊，
在他們看來，這家報社的立場是「反日」的。
一位記者被人用滑膛獵槍打死；還有一位重傷。
該組織當時發佈了一份聲明，
稱它要「懲戒日本國內外的反日分子，」
針對朝日的行動只是個開始。
1988年，
赤報隊對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發出威脅，
因為他顧及到中國和韓國政府的態度，
取消了參拜靖國神社的計劃，
中曾根首相的繼任者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也收到一封信，
要求他恢復神社參拜。
赤報隊於1990年銷聲匿跡。
直到今天也沒有任何一名成員的身份被公開，
更別說被捕了。
假設電話確為赤報隊成員所打，
我和這個組織的過節也談不上是什麼重大事件。
我們一家在那幾周里經歷的恐懼，
是一件純粹的私事：
警方基本上沒做什麼，
刊登我的文章的報紙明確表示不想捲入此事。
然而恰恰是這種私人的性質最能說明問題。
我決定把裕仁批評為一個做出了災難性決策的普通人，
而且選擇在舉國上下哀悼他的離世時這麼做，
這使我被歸入這個國家的一小撮異類，
赤報隊也是這樣。
它的極端立場，
它訴諸暴力的意願，
使它墮入到一個幾乎不為世人所知的社會邊緣。
我的觀點是公開闡明的，
而赤報隊的成員不但隱姓埋名，還選擇秘密行動。
右翼言論過去見不得光。
少有的那麼幾次闖入到公共空間里，也總會帶着點怪異的氣息。
1985年的時候，
中曾根政府面對民眾的堅決抵制，
不得不放棄國家秘密法案(State Secrets Bill)的表決，
該法案規定如果一個人被認定泄露了政府眼中的敏感信息，
就可能入獄。
1986年，中曾根先生決定不參拜靖國神社。
而後他又應中國政府的要求，
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修訂，
以體現二戰期間日本殖民擴張之兇橫。
然而，
曾經屬於異類的論調近來開始公開化。
事實上，
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的政府在做的某些事，
正是赤報隊曾要求中曾根先生和竹下先生去做的。
政府不久前通過的《特定秘密保護法案》
(Special Secrets Protection Bill)，
和1985年的那個提案非常相似。
安倍近日又成為自2006年以來首位參拜靖國神社的在任首相。
此外他還表示，
中韓兩國政府就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民粹主義洗白髮起的抗議，
他打算不予理會。
作為赤報隊標誌的激進右翼言論，
如今已經司空見慣。
看看安倍先生的Facebook頁面上那些來訪者評論就知道了。
有一位說，「別去想那些原始的中國和韓國人了。
現在到了和反日大眾媒體（尤其是朝日之流）開戰的時候。」
接着又說，
「原始的中國和韓國人反正也沒什麼影響力；
日本大眾媒體絕對是更壞的，
太多國民被它們洗腦了。
它們是一夥無所顧忌的、強悍的敵人，
但現在到了不戰則亡的時刻。
為我們而戰，安倍首相！！」
這段話的惡毒之處，在英文中沒有很好的傳達出來。
但是觀點已經足夠清晰。
此類評論得到如此眾多的「贊」，
而且居然是在日本首相的Facebook頁面上，
顯然它激起的共鳴已經不僅限於日本社會的邊緣群體。
十幾年前
——赤報隊消失12年之後
——另一個日本右翼組織的首領推測，
該組織當年之所以消失是因為它實現了自己的目標。
這也太抬舉赤報隊了。
實際上是世道變了，
這種見不得光的秘密組織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
日本正在向右大轉彎，
赤報隊的後繼者們可以大搖大擺走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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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藝評論家，
同時也是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的教授。
本文英文版由Michael Emmerich自日文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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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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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權在民>>把憲法還給國民>> 把日本還給日本國民 ]
日本人和深夜勞作的德國人很像﹐在最悲觀時實現重建的經歷。
1950年到2008年﹐其人均收入大幅增長。
重視教育和愛國主義在日本社會中佔據突出地位﹐
國家土地短缺、自然資源不足情況下實現了繁榮。
最強大的資源﹐應該說是日本人民：
他們幾乎全部受過良好教育﹐擁有達成所願的強大動力﹐
並且始終具有創新精神。
他們發自內心地關注國家的興衰﹐這可以叫做愛國主義﹐
但更加深刻﹐屬於某種體現在他們文化之中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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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 ] 日本重建最強大的資源：人民 [ WSJ, Marshall L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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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名存實亡 近70年 ]
大量「不好說」的回答
不意味着他們沒答案，
而是反映出
日本人至今看待「那場戰爭」的心態依舊複雜。
日本普通民眾與國家的關係上來理解。
記得在日本上小學、中學期間，
有些師生望着國旗「國歌齊唱」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尷尬，甚至難受。
不少日本國民看來，
國旗和國歌是軍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象徵，
不僅給他國人民造成了傷害，
還迫使日本陷入崩潰。
由於這段歷史，
媒體、學者、百姓心裡始終存有疑問：
國家政府憑什麼不會犯錯誤呢？
「國」字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我認為，
日本修憲派的最大阻力，不是來自中國、韓國的外交壓力，
恰是來自日本國內對「國家主義」的厭煩和警惕。
二戰結束已近70年，
戰後的日本拿着「和平憲法」，
在美國「核保護傘」之下走了一條
「重經濟、輕安保」的吉田茂路線(Yoshida Doctrine)。
日本社會迄今依然走在這條路上，卻顯出疲態。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失落的二十年」
和中國崛起的大時代背景令日本人感到擔憂：
「我們這樣下去，經濟方面影響力下降，
政治方面無法行使話語權，
會不會被孤立，被邊緣化，
最終變成全球化時代的孤兒呢？」
[ 相關 ]日本倒向「右翼」了嗎？[加藤嘉一,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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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用“選民”“國民”的媒體 ]
我想永遠活躍在第一線，珍視當事人的意識。
當下的日本最欠缺的這種意識的，
或許就是
霞關（官廳集中地）、
永田町（政黨總部集中地）
和
大報社了。
雖然在社論裏寫著“國民不希望那樣”，
我想問一句：
你們向選民問過“不希求這樣”嗎？
這是在濫用、惡用“選民”、“國民”、“老百姓”等字眼。
[ 相關 ]（第二回）永遠活躍在第一線 [加藤嘉一訪談 NIP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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