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05 05:30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322532
（促轉委員會代理主委）
◎楊翠
張明輝老師因組成秘密讀書會遭槍決，
死前一句「活著就會有希望」，
讓同被逮捕入獄的學生魏仲廷
找到活下去的力量。
（影一提供）
《返校》還原白色恐怖時期，
校園作為國家思想控制場域的歷史包袱，
使得「自由」成為遠不可及的奢侈。
（影一提供）
文化週報》
請用力想起來——《返校》開啟轉型正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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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未來或寫給過去，寫給一個思想自由的時代，
寫給一個人人各異又不孤獨的時代
——寫給一個真相常在、既往也不能被抹殺的時代。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
《一九八四》第二章
看過無數影評後，我終於去看《返校》。
花蓮影城，週二早場，觀影人數稀少，只有十來人，不過，電影結束後，
絕大多數人都留下來，聽完雷光夏演唱的片尾曲〈光明之日〉，
才慢慢起身離開。
走出影城，陽光清麗，翠華中學那座黝暗的記憶之城，似乎瞬間被洗去，
所幸〈光明之日〉的旋律還迴盪在空氣中，可供辨識，指認記憶的路徑。
關於記憶，誰能代替
你的名字不存在 我卻無法忘了你
雷光夏在演唱時，一定想著她不曾謀面的外公李漢湖吧。
1951年，李漢湖被指控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在馬場町被槍決，37歲，
只為親人留下一身被刑求的傷痕，尚未結痂。
捷克詩人聶魯達說：
「相愛太短，而遺忘太長。」遺忘本就太長，更何況，像雷光夏的外公李漢湖，像《返校》的張明輝，他們的痕跡，並不是自然而然地在時間中被遺忘那麼簡單。那個年代，許許多多的李漢湖和張明輝，他們的名字與他們的存在，長期被抹除，抹除得乾乾淨淨，以至於在超過一甲子之後，我們的重新指認與記憶之途，千巖萬壑，險峻難行。
《返校》上映後14天，累計票房超過1.86億，各方討論激湧如潮，它的意義，在於撐開即使是間隙般的小小空間，讓台灣社會「願意想起來」。我瀏覽了一些觀影討論，有人認為它還是過於浪漫化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語境，有人則認為它確實有效地撬開一些縫隙，無論是透過身體感知的恐懼感，或者情緒感染的感動力，都可能營造一些問號，形成思想的破口。
忘記和想起之間 台灣擺盪
《返校》的關鍵詞，是負罪與遺忘，記憶與見證。我認為《返校》的第一個重點，是關於記憶與遺忘的辯證；如同電影中關鍵的兩句話：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
2019年，台灣出現《返校》這部電影，它的時代意義是什麼？我認為它精準地描繪了我們此時此刻所面對的課題：對於這些傷痛與恐怖的歷史，我們到底要不要記得？要如何記得？
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還停留在最初的階段，喬治．歐威爾所描繪的「一個真相常在、既往也不能被抹殺的時代」，遠遠還未到來。台灣社會說起轉型正義，大都會提到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歌詠他所提的「和解」，卻刻意忽視他所談的「真相」，更做不到他所說的：「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後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視它的核心……」。
台灣的威權統治時期太長，對白色恐怖的遺忘更長，記憶卻太短，與歷史真相密切相關的《政治檔案條例》，直到2019年7月才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因此，我們至今還停留在「歷史真相需不需要揭露」的辯論中。《返校》以虛寫實，精準勾勒這樣的時代關鍵詞。
韓國近年也出現不少與轉型正義及人權議題有關的電影，大家都不陌生，如2017年的兩部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都曾創下極高的票房。相較於《返校》以「忘記與想起」為關鍵詞，這兩部電影的訴求不同：
「女兒對不起，爸爸會晚點回家，這裡有事必須完成，有個人我一定要載回來……」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有個人白白枉死，為什麼你會無動於衷？」
（《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對比於《返校》所著重的「忘記與想起」，韓國這兩部電影所訴求的，都與「行動」有關，無論主角是小人物或重要人物，在他們人生的某個時刻，都因為「有個人」，讓他們必須展開行動。不能只有想起、聽見、知道、了解，還必須行動，必須做些什麼。
因此，我能理解許多長期關懷白色恐怖歷史，搜尋過無數檔案史料、聆聽過許多當事人與家屬口述、閱讀過無數創痛故事的朋友們，為何會認為《返校》對體制、對行動的描繪過於簡單、空洞、浪漫化。
確實，我們還沒有到達這個層次――因為「有個人」受到傷害，所以「我」必須挺身行動。我們還沒到達，但這就是2019年的台灣。我們有自己的課題，自己的節奏，固然比起世界其他國家，我們是遲緩的，但是，除非釐清並扣緊我們自己的問題，以我們自己的節奏行動，否則，「忘記」將會持續，「想起」更加困難。
在我看來，《返校》所關注的核心母題，擺盪於「忘記與想起」之間，就是2019年台灣的寫照。《返校》做為一則藝術文本，觸及到大多數台灣人心中潛抑殘留的「警總意識」，以及「忘記或想起」的大問號，與時代文本高度互文，就這點而言，它是成功的。
國家控制校園場域 從不潔淨
《返校》的另一個核心主題，是國家體制如何對人民進行上天入地的思想控制，一如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所描繪的世界。《一九八四》是寓言，《返校》也是寓言，它們都是現實的犀利鏡相。《一九八四》成功塑造了「老大哥」這個領導人角色，他虛虛實實，似乎並不存在，卻營造出無所不在的強大感與恐怖感；而《返校》的成功之處，則在於它選擇了校園空間，做為演義／衍繹威權體制思想控制的空間場域，非常精準，卻又有著高度反差，形成整部電影最強大的敘事張力。
校園是什麼？在現代民主社會，校園被註寫為青春、自由、希望、飛翔的表徵，校園是邁入社會、面向未來的瞭望台與前哨。然而，校園的另一個想像，是「去政治性」的潔淨空間，學子不應對現實政治有過多的關懷，當然更不該參與。即使在2019年，這種「校園應該是真空潔淨空間」的想像，仍然大量存在。
事實是什麼？在老師和學生開始「自主關懷政治」之前，「政治」早已深植校園。即使到了2019年，台灣還擁有高密度的威權統治者塑像，其中有超過六成在各級校園內，老大哥即使已經離世40幾年了，他的分身，還根植在校園。這些政治統治者，當然是「政治的」。
在威權統治時期，校園更是被建構為一座思想的銅牆鐵壁。保防老師、教官、人二系統，甚至1970年代初期的大學校園，教育行政部門結合情治單位、國民黨部，成立統籌校園政治偵防的「春風會報」，各校組成「校園安定小組」，負責第一線情蒐，師生、社團幹部、宿舍、職員，層層佈建。以1975年為例，校園佈建人數至少3900人，1983年更成長到5041人。
所以，校園，從來都不是一個「去政治性」的潔淨空間。或者說，宣稱為了防止（剷除）「其他的政治力」污染校園，「當權者的政治力」便堂而皇之地進駐校園的每一處。《返校》中的幾個場景，都顯示監控的眼睛絕不會放過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一個書包，一顆腦袋。
《返校》選擇校園空間，敘寫青春自由的靈魂，如何被黨國體制箝制、收魂。青春，無關肉身的年齡，古老的黨國思想，成為日常風景，嵌入少年少女的精神紋理中，少數幾個醒來的、催眠不了的、想要翻牆的，就為自由付出了代價。
學生要讀書，但是，讀書可能會死。《返校》裡的方芮欣，讓我想起新竹女中高二學生傅如芝，一樣的青春芳華。1953年，傅如芝被指控加入初中老師黎子松所主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判刑10年，移送綠島。判決書這樣寫：「開會討論土改及時事問題接閱反動書刊聽取灌輸左傾思想，宣揚共匪攻訐政府之言論……該被告等加入偽同盟後尚無積極顛覆政府之表現然均應負參加叛亂之組織罪科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0）安潔字第三三九九號判決書〉）
白話文就是說，傅如芝他們加入「組織」後，就是讀書、討論、批評，並沒有「積極顛覆政府」的表現，但還是必須處罰，坐牢10年。高中女生傅如芝的厄運還沒結束。1954年，她又被指控涉入「綠島再叛亂案」（陳華案），原判感化3年，1955年2月28日，國防部以「理琦字第○二一○號」簽呈，提請蔣介石復核，蔣介石寫下20字批示文：「除崔乃彬等十二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外餘如擬」。
1955年11月29日，國防部再以「理琦字第二九 ○九號」呈給總統，本案多了12個死刑。蔣介石在批示欄中，大筆寫下「如擬，十二、十七」，蓋下他們的死亡之印。
傅如芝也是被「如擬」者之一，1956年1月13日清晨，執行槍決。死刑前燦笑、死刑後萎倒的照片，是傅如芝的最後身影，長年埋入檔案，成為「害怕想起來」的台灣社會的黝暗角落，成為《返校》翠華中學裡無數死亡之像中的一幀。
校園這個空間，在潔淨想像與思想控制之間的高度反差，使《返校》產生強大的敘事張力，讓我們看見老大哥的分身與細胞，如何如異形般繁殖，遍佈校園、家園空間每個角落，滲入我們的身體與思想，裹脅我們的靈魂，讓我們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致自由」，成為最簡單素樸，但卻遙遠難至的願想。
告密者為黨利用 永遠負罪
《返校》另一個核心主題，是「告密」與「負罪」。1953年8月，行政院公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舉辦聯保辦法」，各級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及社團、財團任職者，都必須有兩人以上的保證人，要求互相嚴密監視與考察。被認定「包庇藏匿匪諜者」，依「懲治叛亂條例」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被認定「不告密檢舉或縱容之者」，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更容易的，也更可怕的，就是運用人們既有的情感網絡，交叉佈線、威脅利誘、溫言善語，以各種話術，讓你相信，如果向國家舉報，所有的痛苦與暗影都會結束，你可以救贖你所關愛的人。黨國體制運用人們的情感網絡，利用「信任」製造案件，結果是讓人們的親情連帶斷裂。「利用情感」、「利用信任」，換來社會信賴體系的破裂，每個人，都成為孤島。
《返校》的「告密者」敘事亦是如此。在「一個人的小小私心與愛恨」，以及「許多人的生命被剝奪」之間，形成強大有效的敘事張力。《返校》裡的方芮欣和她的母親，很像郭松棻小說〈月印〉中的文惠。生命力強韌的文惠，達成所願與病弱的鐵敏結婚，她描繪著心中的美好家園，為了實現、守護這個美好家園，做為照顧者、盈滿母性的文惠，既因小小的私心，也因相信黨國的宣傳話語，以為可以救贖丈夫，挽救美好家園，揭露了丈夫的秘密。告密的結果，是「組織」被破獲，而她永遠失去丈夫。
對方芮欣，對文惠而言，這是私心，但她們都只是想活得更好，想跟親愛的人在一起。如果沒有嚴密體制的監控與迫害，沒有白色恐怖，「一個人的小小私心與愛恨」，頂多發展成家庭風波或家庭悲劇，絕不會變成「許多人的生命被剝奪」。
台灣文化病歷表 還魂告密者
因此，我們不能只看見「告密者」，不能只評論「告密者」。
「告密者」的病歷表，就是台灣威權體制的病歷表，
就是台灣文化的集體病歷表。
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把「告密者」寫入骨髓的是李喬，
1982年的一部短篇小說，題名就叫〈告密者〉。
小說主角湯汝組，大專時期被政府吸收，
加入「告密」這個「神聖的任務」，成了編號「三八七四」，
執行無數任務。
然而，唯有一次，他對情人蘇小梅雖有懷疑卻沒有上報，這次「私情」，
使湯汝組嚴厲自責，也造成三八七四與湯汝組決裂，
人格分裂的三八七四，最後寄出檢舉自己的告密信。
小說結局，當三八七四把信放進郵筒的那一瞬間，
「被自己感動得流下酸酸的淚水」。
李喬以告密者的人格分裂，犀利解剖黨國體制的龐巨身影，
銘刻告密者的精神紋理，悲憫告密者的生存姿態。
「流下酸酸的淚水」的，既是三八七四，是湯汝組，也是作家本人，
是作家對體制的批判，也是他對被體制捉弄者的悲憫。
李喬的〈告密者〉發表於1982年，郭松棻的〈月印〉發表於1984年，而這些無論是告密、刑求、囚禁，或是生命被剝奪的事件，都發生在更早的1950年代，甚至1947年。活生生的故事文本早就長出來，放在那裡，只因為我們害怕想起來，因為遺忘太長，所以被棄置到現在。
2019年，《返校》試圖重新想起來，有些太遲，但總算打開一小段記憶通路。1980年代的〈告密者〉與〈月印〉，都只能是悲劇收場，然而，《返校》藉由鬼魂敘事，人鬼協力，穿越時空疆界，把黎子松們、傅如芝們都帶回翠華中學，黎子松為學生所寫的《南方的木棉花》還在傳唱，「木棉花又開啦！春天快要來啦！」而盧律銘與雷光夏〈光明之日〉也接續吟唱，「請平凡而自由地生活吧」。
突然想起，故事發生那年，1962年，剛好是我出生那年。我出生在《返校》的張明輝、殷翠涵、魏仲庭、方芮欣……被黨國體制吞噬的那一年，我出生在許許多多張明輝、殷翠涵、魏仲庭、方芮欣……被黨國體制吞噬的那一年，所以，我有責任成為「見證者」，必須努力，用力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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