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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2013-03-01 (www.ftchinese.com)

綠島小夜曲

一

我聽了各種版本的《綠島小夜曲》，

從鳳飛飛、蔡琴到胡德夫、費玉清，只是不知施明德唱起來，是怎樣的情形？

在壓抑的年代，音樂與政治從來如影隨形。

在你的國語的宣傳機器面前，淺唱低吟的台語歌成了反抗之聲。

誰能料到，《望春風》與《黃昏的故鄉》，竟成了“黨外”運動的主題曲。

《綠島小夜曲》也是，孤懸海上的島嶼變成了政治監禁的象徵，

囚禁者和遙遠的親人都藉此抒懷。

婚禮是在《綠島小夜曲》的旋律中進行的。

那是1978年10月15日的臺北中國大飯店，兩位新人來自不同的世界。

37歲的施明德是一位獲釋不久的政治犯，

29歲的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是美國人類學家。

除去男女情愛，這是一樁革命婚姻。

對於男方來說，一位美國妻子或許能夠給他帶來某種保護，

情治人員在對他動手時至少有所顧及

——他在“黨外”運動中越來越突出的位置已引起了“關註”，

而女方則需要成為台灣妻子，以延長自己在此地的停留

——她對於民主運動的興趣早已壓過了人類學，可能被驅逐出境。

婚禮也是一次反對運動的聚會，除去“黨外”的同志、新聞記者，

雷震也出席了婚禮。他在18年前未遂的“組黨”行動，

讓他坐了十年牢，如今他似乎要把希望傳給新一代人手中。

“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裡搖呀搖”的歌聲，也讓施明德流下眼淚，

他對來賓說，不要忘記了仍關在綠島的朋友。

我在新年的夜晚來到綠島。

島上游客寥寥，這是淡季，

潛水、看珊瑚、在夜晚的沙灘上縱酒的少年要過幾個月才涌來，

他們總愛騎著摩托車在環島公路上呼嘯而過。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綠島是大受歡迎的旅游地。

他們也會去看看“綠洲山莊”，在長達三十年裡，

它是一部分台灣人聞之色變的監獄。

這里的犯人與眾不同，他們不是刑事上的作姦犯科，

而是思想上、言論上、組織上的“反叛分子”，很多時刻，

他們的“罪行”不過是某種偶然與誤會

——他們不是為了某種信念與主張而被囚禁，僅僅是被動的受害者。

我是特意為這歷史遺跡而來。

在陰沉的下午，在空空盪盪的“山莊”閑逛，牆頭上的鋼絲網依舊猙獰，

“八卦樓”中的監牢的綠色門都開著，讓你去體驗空間的禁錮感，

斑駁牆體上的標語依舊清晰。

“共產即共慘，台獨即台毒”的標語仍清晰可見

——這里的囚徒總與這兩樁罪行相關。

對於流亡至此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它們都是顛覆性的，前者不必說，

後者則是對它的正統性的否定

——國民黨仍舊代表著“真正的中國”，而台灣是它的一部分。

在一個逼仄的空間里，共存著共產主義與台灣獨立的信奉者，

它們都是蔣介石的敵人。

我在這蕭瑟的冬日到來，想去猜想這些受難者們的絕望，

但期待的感受遲遲沒有到來。

即使在細雨中，綠島也不太冷。

而在這已修繕成人權紀念公園的監獄，

倒真是有了幾分“山莊”的味道。

它背後綠色的矮山，與門前的青墨色海面，都有著動人的美麗。

展覽廳里的文字與圖像，復制出獄中生活，還有循環放映的紀錄片，

它們想傳達這些苦難與荒誕，但他人的痛苦總是難以理解，

更何況它是陳年的，即使假裝理解，它也來自於理智，而非內心。

我在院落中沉默地散步，帶有一種“朝聖”後常伴隨的空虛，

你覺得該有某種強烈的情感，卻發現它沒有發生。

“施明德關在哪個房間？”，

我問導覽的年輕姑娘，她生得一副丹鳳眼。

她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對她來說，這工作也是新體驗。

對她這一代人來說，自由、民主、人權，就像空氣與陽光一樣自然，

以至於忘記了去追問它們從何而來。

我記得施明德攝於綠島的一張照片，他站在綠島國小的校門口，

也是笑嘻嘻的表情。

那是1979年11月，艾琳達陪他故地重游，他肯定難以想象，

幾個月後，他又重做囚徒。

二

“你會唱《綠島小夜曲》嗎？”

我問拿來啤酒的老闆娘，

她帶著眼鏡、神情靦腆。

我坐在這半露天的烤肉鋪里，頭頂上的塑料板被雨水打得作響，

鐵架上的鹿肉滋滋作響，誰料到，這島上曾到處飼養著梅花鹿。

靈巧的梅花鹿、海岸邊陡峭矗立的黑色岩石、漫山的青翠，

似乎不勝之美，就是反襯高牆內的殘酷。

或許是客人太稀少，夜晚過分無聊，她隨著伴奏帶唱給我們聽。

麥克風的嗡嗡聲，偶爾跑的音調，都沒打破她的好興致，

聽一個綠島人唱這首歌，是另一番感覺。

出生在1969年的老闆娘在綠島長大，經歷著戒嚴、解嚴與藍綠紛爭，

還記得在國小里，倘若說台語是要被懲罰的，

而聽到“國父”、“蔣公”的名字就要起立，至於島上的政治犯，

這與她沒什麽關系。

《綠島小夜曲》它只剩下對家鄉的抒情，沒有半分政治意味。

不過，事情本該如此。

當“中廣”電台的兩位年輕人潘英傑、周藍萍在1954年的盛夏創作這首歌曲時，

不過是想寫一首以“抒情優美”取勝的流行歌曲，

初來台灣的他們被高大的椰子樹這樣的自然風情所吸引，

他們的 “綠島”是台灣島，而不是這後來被更名為“綠島”的“火燒島”。

老闆娘念念不忘的是20年前在臺中的那場短暫的歷險，

她騎著哥哥留下的摩托車在這個“大城市裡”尋找人生的希望

（哥哥回綠島了,他在監獄找到一份差事，成了一名看守，

這監獄為島上創造了主要的就業機會）。

她覺得自己什麽也不怕，最終還是因為一場失敗的愛情回到家鄉，

在這里嫁為人妻、成為兩個孩子的媽媽，

如今與身旁的這位印尼女傭一起打理這家燒烤店，

甚至不想去半個小時船程的台東——城市裡太吵，她已不習慣。

幸好，旅游業興起了，民宿、餐廳足以維持生活，

原本必須出外打工的年輕人也不走了。

“我家就在國小的對面，過了‘鹽酥雞’店，在觀音廟旁邊”，

她看到我們興致未盡，多少有些歉疚，建議找她爸聊天，他可能知道更多。

在觀音廟旁的房間里，我見到她的父親，黝黑、精乾，看得出曾常年出海捕魚。

他的老屋也是民宿，牆上貼滿了各式住客的照片，

巨大的玻璃缸里有大號珊瑚，他的另一個女兒一直要引我們看。

我們坐下來，喝自釀的米酒，不過，他想談的是，

他的先輩怎樣從屏東的小硫球島到此拓荒，又怎樣獵殺島上的原住民，

說起用魚鉤來抓捕原住民這一段，他尤其繪聲繪色。

如果一定要追問政治，他覺得蔣經國時代最好，他關心人民的疾苦，

而選票，他還是會投給國民黨……

倘若施明德遇到這對父女、看到在島上飛馳的青年人，會覺得感傷嗎？

所有個人的勇敢與犧牲，都這樣輕易地溶解在歷史河流中。

但或許這也是他奮鬥的意義所在，把人們從不正常的政治制度中解放出來，

過最正常的生活。

三

夜半回到旅店，在照明欠佳的房間里，聽海潮聲，

讀這本包裝精美、紅色硬皮的《囚室之春》。

這本小書寫於1989年，那時，

這位台灣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政治犯”正住在臺北的三軍總醫院。

他又開始了一次絕食，而且是無限期的。

當局把他從綠島的監獄運到臺北。

他成了歷史上花費最昂貴的政治犯之一，醫院九層的五十多張病床都被清空，

只收容他一人，2個醫生與7名護士護理他。

在長達四年兩個月的時間里，他拒絕進食。

當局擔心他的死亡，護士把胃管從他的鼻孔插入身體，強制灌食。

四年多里，一天兩次，他總共有3040次這樣的經歷。

既然沒有任何可憑借的手段，他把身體做為了武器與戰場，繼續抗爭。

灌食是不愉快的，他的身體卻因此恢復起來。

他的病房裡則放滿了植物，前來探望的朋友不絕。

國民黨的控制正逐漸放鬆，他在軍事法庭上的判斷是對的，

你表現得越勇敢，當局越可能做出讓步。

到了1986年9月，他和同志們曾期待的組黨也成功了。

而“美麗島事件”與他個人都成為了某種政治神話，後來者朝聖的目標。

成為神話，也往往意味著固化，你被定格在某一個瞬間，

人們不再關心你的此刻與未來。

他把自己定義為行動者，

說自己不喜歡做“文學革命家”、“客廳改革者，”

“要把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時代配合並落實具體的目標”，

現在，面對窗外越來越興奮與躁動的時代，他卻只能旁觀。

黨禁、報禁都解除了，連他的美麗島同志們也紛紛出獄。

但他仍在囚禁中，他拒絕了蔣經國的特赦，他認定自己無罪，何需赦免。

也因此，他成為了一名越來越孤獨的囚徒，這孤獨不是來自於寂靜與隔絕，

而是來自喧鬧與被忽略。

他似乎在死抱著某種“過時的原則”。

他只能在病房中，除去接待朋友，還有大把的時間觀察植物與光線，

回憶人生、深化自己的囚徒哲學，成為一名業餘作家。

他的文字乾凈、樸素，常年的囚禁生涯讓他有一種地道的書面語風格。

在一些時候，他也流露出少見的自憐，他有一種被遺棄感，

被監獄外風起雲涌的民主化浪潮遺忘，當整個台灣的體制都在沖動，

他卻仍在監禁中：

“我已淪為‘台灣孤兒’、‘台灣棄兒’了……我不是民進黨人，

不屬於‘美麗島系’，不屬於‘新潮流系’，更不屬於‘超派系’；

家族中也沒有公職人員。

我甚麽也不是，只是一名被遺棄的欽囚，孤零零地、無援無助地，

只有任由當權集團宰割。”

他擔心自己變得無關緊要，15年還可以熬，25年則可能與社會徹底脫節，

他也理解曼德拉為何如此堅持，“原則”變成了唯一可擁有的東西。

不過，最打動我的不是這些，而是書最後的附錄文章，他追憶他的大哥施明正。

在施明德1988年4月抗拒灌食起，施明正也在家中只喝酒，再不吃東西，

四個月後，他因營養不良去世。

與四弟施明德不同，施明正從未以“勇敢”著稱，恰恰相反，

在大多數人、尤其自己弟弟眼中，他是個“懦夫”。

當囚禁生涯讓施明德變得更強大時，它卻摧毀了施明正。

在幾年監獄生涯之後，他變成了另一個人。

年輕時，他以俊美與才華橫溢著稱，頭頂上的一鬃捲發，真有幾分拜倫的味道。

他寫詩、繪畫、追逐女人，浪盪成性，倘若不是那樁偶然且荒唐的案件，

他必定能在他的才華與情欲中繼續放縱下去。

當時代轉變給本地作家帶來失語的痛苦時，他卻感受到解放，

和流亡到此的大陸詩人在現代主義詩歌中找到共鳴。

那上海來的紀弦盛贊他的才情與酒量，寫下了《贈明正》。

但監獄改變了一切，他再未能從恐懼中擺脫出來。

他忘不掉獄卒手裡那串鑰匙的撞擊聲、開鎖聲，睡前要在耳里塞進衛生紙，

而當蔣介石去世後，他在畫室里為他佈置靈堂，虔誠禱告，

似乎寄望於這個給他帶來無數恐懼的人，幫他消除恐懼。

少年時，他是四弟的啟蒙者，而成年後卻常遭遇後者的呵斥，

是施明德眼中的 “可憐蟲、醜角、懦夫”。

他在現實中越怯懦，在文字的世界中越勇敢。

我曾翻過施明正的小說，被他那赤裸裸的自我呈現驚住了，

這樣直接的表達內心的欲望與憂懼，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

只有鬱達夫堪與作比。

鬱達夫執著於受困的性欲，施明正則難以擺脫政治恐懼。

他的那本小說集有個讓人難忘的名字《島上的愛與死》，

他早年的放縱的愛，與中年後對死亡的憂慮與渴望，

似乎象徵了這個威權體制對個人的入侵與改造：

你和當權者變成了施虐與受虐的依賴關系，唯有逃入酒精與肉欲，才能暫忘現實……

很可惜，在臺北的見面中，我忘記問施明德如今怎樣看待這位大哥。

在1988年的這篇文章中，施明德深情的說，

“施明正才是我們施家最勇敢、最敢向當權者討取公道的勇者”，

“他是個不吶喊的烈士”。

在從綠島乘坐小飛機回台東時，我又再度讀起施明正的那首詩《候鳥》：

是的，我們是九月的侯鳥到達/西太平洋的孤島，

我們喘息/我們欣賞島嶼的美麗風光/我們駕著風，化成浪花，

在綠島的藍空翻騰/我們長著令人妒羡的翅膀/我們不必護照，

我們隨時翻騰人造的國境/我們沒有職業，沒有房屋/可是到處是糧，

隨地是家/我們沒有牢獄，沒有告密、誣告/沒有死刑、勞役、剝削/我們自找自吃，

頂多只在兒時剝削過雙親的口糧/當然，

我們也沒有暗殺/因此我們也就沒有線民與警察/

更沒有冒充特務的流亡/我們雖有人類羡慕的自由，

可是布著陷阱/把我們烤成一串鳥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與和平的人……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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