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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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這棟建築見證了八十年來，高雄城市的發展進程。

國 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繼續作為市政府所在地，

直到一九九二年市政府遷走。

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該處為屠殺的現場之一，

門前的廣場上，有大量人員傷亡。

血泊可以洗去，逝去的生命永遠不能復活。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正面。

圖／維基百科，作者：高偉格（othree）

【專欄】十步殺一人，千里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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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我到高雄參觀的第一座博物館，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是愛河人文主義的地標之一，

是台灣第一座由地方政府經營的城市歷史博物館，

亦是古蹟再利用為文化館舍的典範。

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會尋訪那些有古早味道的老建築。

我在北京居住了十九年，眼看著這座古都的老建築

像森林一樣成批地倒下，一聲吶喊也沒有地死於喜新厭舊的官僚，

和竭澤而漁的房地產商之手。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巨無霸式的新建築拔地而起，

鋼筋水泥再加上玻璃外牆，面目猙獰，張牙舞爪，

中國是標新立異的西方那個建築師的試驗場。

一介書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古老的北京被拆毀。

一個尊重歷史、尊重文化、尊重老建築的城市，

才是有魅力、有故事、有溫度的城市。

我沒有想到，被視為工業城市、文化氛圍，遠不如台北濃鬱的高雄，

政府和居民卻早已具備了保護老建築的素質，

史博館這棟老建築沒有被怪手摧毀，反而如鳳凰涅槃，重現生機，

是何其地幸運。

史博館這棟建築物，極富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

該建築完工於一九三九年，為日治時代的市役所。

在建築形式上，屬日本帝冠式樣式，與歐式宮殿風格融為一體。

此時，日本已發動窮兵黷武的大東亞戰爭，戰時嚴肅冷漠的建築風格，

與大正時代溫暖歡快的紅磚建築，風格截然不同。

為因應戰時敵機轟炸的危險，外觀以淺綠的國防色為基調，

外露式陶燒排水管是少見建築景觀。

大廳內堂皇雄偉的挑高天井、刻有中西混合紋飾的圓柱，

及希臘哥林斯式柱頭等，除顯示當時日本統治當局，

意圖展現之威嚴與力量之外，

亦彰顯出東西方建築風格巧妙結合的嘗試，

堪稱日治時期最典型的建築體。

經過大半個世紀時間的淘洗遞變，

建築本身即是高博館最重要的館藏品，

是一件深具歷史厚度與人文底蘊的經典之作。

這棟建築見證了八十年來，高雄城市的發展進程。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繼續作為市政府所在地，

直到一九九二年市政府遷走。

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該處為屠殺的現場之一，

門前的廣場上，有大量人員傷亡。

血泊可以洗去，逝去的生命永遠不能復活。

當這棟老建築卸下市政府的功能後，功成身退，何去何從？

因其歷史地位意義重大，高雄市特將其規劃為市立歷史博物館，

經過整修之後，於一九九八年正式開館。

史博館承載著高雄市民的生活映像與歷史軌跡，

是高雄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變遷的最佳見證者。

為土地付出了十個天空的代價

在史博館一樓，為非常設展，多以人權、歷史和在地文化為主；

二樓則為「二二八事件的常設展」。

我來的時候，一樓是以「風中的名字」為主題的特展，

展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政府密件、判決書、軍事往來公文等珍貴資料，

還原了諸多歷史真相。

在有關資料中，

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親筆批示的

「判刑十二年以上的政治犯，全部槍決」等字樣，

赤裸裸地暴露出獨裁者罔顧法治的帝王心態。

二二八受難畫家陳武鎮的「判決書」、「誰需要判決書」、

「風中的名字」、「虛擬巨惡」等系列作品，

更是讓人回到道路以目的白色恐怖時代。

在高雄眾多二二八受難者的故事中，

留日牙醫生黃溫恭的家書最為感人。

黃醫師在被槍決前夕，寫下五封遺書給妻兒、妹妹。

其中一封寫給還在媽媽肚內、未曾見過面的小女兒黃春蘭。

這封遺書，一直鎖在國家檔案局中。

直到三年前，檔案解密，經過遺屬的再三要求，

這封信才得以發還遺屬，

黃春蘭這才看到遲到五十六年的父親的親筆信。

現任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教授的黃春蘭激動地說，

蔣介石一紙公文，奪走她未曾謀面的父親，留給家族多少遺憾與悲痛，

如今家人想要回父親寫給自己的遺書原稿書信，

還要經過層層關卡程序，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如同在難屬傷口上撒鹽。

在二樓而二二八常設展入口處，是一面巨幅的和平鴿展板，

白色的和平鴿似乎要展翅飛翔。

我看了太多死難者們悲慘的故事，在我的眼中，

這隻和平鴿不再是白色，而成了紅色——被鮮血染紅了。

那麼，紅色的鴿子，還能飛起來嗎？

在展室內，最吸引我的一件展品，

是放置於玻璃框內的史博館微縮模型，

展示國民黨軍隊在大樓前槍殺民眾的場景。

建築的外形跟今天的史博館差異不大，

在外面廣場的散佈著指頭大小的人物，男女老少，栩栩如生。

或奔走逃避，或驚恐呼叫，或手捂傷口，或倒地身亡。

這些小小人物，

跟我在美國過聖誕節時百貨公司櫥窗中展示的聖誕小人一樣，情態逼真。

不過，聖誕小人，個個喜氣洋洋、笑逐顏開；此處的小人，

掙扎在生與死的邊緣，我不禁想化身為他們中的一員，

當屠夫還未抵達時，提前去告訴他們、警告他們：

快點離開啊，他們就要來殺人了！

然而，我無能為力，我被阻隔在時間和空間之外。

作為後來者和外來者，我只能默默閱讀已經發生的歷史記載：

當時，高雄市長黃仲圖及市民代表，

一起到高雄要塞與守將彭孟緝談判，

在市政府主持暫時代理市政的處理委員會成員，

及市民緊張地等候談判結果。

萬萬沒有想到，國軍比日軍更奸詐狡猾，彭孟緝下令扣留談判代表，

派遣要塞司令守備大隊陳國儒部三百多名官兵，

乘坐軍車風馳電掣般趕到市政府，不由分說，

向人群掃射及丟擲手榴彈，

當場即有數十名民眾喪命（包括王石定等參議員四人）、上百人受傷。

很多死難者並非「叛匪」或「暴徒」。

比如，當時擔任《國聲報》駐高雄記者的鍾天福，

三月六日原本跟《台灣新生報》記者謝有用等人約好，

要一起前往高雄市政府採訪。

臨行前，他受託去搭救一家不認識的外省汕頭人，延誤了採訪。

當他趕到高雄市政府時，正好遇到大屠殺，子彈不長眼睛，

他當場命喪市府大樓前。

很快，民眾作鳥獸散，軍隊控制住了大局，至少在市政府這一區域內，

很少有民眾繼續反抗。

然而，軍方早已有斬盡殺絕的計劃，

國民黨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見人就開槍濫射，馬路上橫屍遍野，

哀號呼救之聲不絕。

從當天晚上到隔天早上，士兵持續攻擊躲在愛河及地下室的民眾，

讓待在市府的民眾死傷慘重。

官兵見到愛河水面上有氣泡，起初以為是魚，

仔細一看知道有人躲在河下，又開槍掃射，愛河的河水都被染紅了。

記住每一個名字，而不是數字

我心情沉重地走出史博館，來到對面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這裡設置有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死難者名錄及相關紀念雕塑。

史料顯示，紀念碑所在之地為一九四七年受難者被槍決的行刑地點之一。

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入口處，

有兩件由藝術家黃清遠以台灣出產的白大理石製作的藝術作品，

左側為『洄』、右側為『浪』，分別代表著破浪、迴轉的意象，

呈現出二二八事件的起伏、圓融而漸歸平靜，

洗盡歷史塵埃，迎向永久和平之意。

園區內的「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為黑色大理石所製，

半人高，斜放，便於參觀者閱讀碑文。

前面是數米見方的圓形黑色大理石平面，供憑弔者放上花束致哀。

另有一塊直立的紀念碑，

為當時高雄代理市長葉菊蘭撰寫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興建過程記略」，

全文如下：

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原設在壽山公園，因為基地狹小且碑文記述未詳，

在近年相關資料相繼出現詳實後，

二二八家屬屢次建議政府另立新石碑平撫心靈傷痛並警惕世人。

二零零六年終於在中正四路愛河西畔的二二八和平公園內，

以現代化地景式設建建立新紀念碑，

碑體以適合人體工學的角度和高度，具體刻載事件的始末，

一百六十八名可考的受難者姓名紀念牆，以青翠矮樹襯托，

引導人們進入紀念活動廣場，整體高雅莊嚴、深具人文及歷史意涵。

二二八和平公園，過去名為仁愛公園，曾經是體育場、

也是高雄最熱鬧的地下街商場舊址。

在一九八九年一場大火後，整修為目前的新面貌。

和平公園內樹木草坪遍佈，綠意盎然，是市民休閒活動的最佳去處。

這座背負歷史回憶的和平公園，位於愛河旁並鄰近二二八事件地點，

悠悠河水洗盡歷史塵埃，提醒世人對歷史悲劇選擇原諒，

但不容忽視，後人必需尊重生命與和平的可貴，

方能使台灣的族群和諧、民主自由更加進步。

最讓我震撼的是鐫刻著一百六十八名受難者姓名的紀念牆。

紀念牆為白色大理石所製，一共三面，錯落有致，漸次排列。

後人應當記住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每個名字的背後，

都是活生生的生命，生命不能用數字來簡化。

在台灣各縣市中，高雄市的二二八屠殺最為慘烈，究竟有多少人死難，

已很難統計，但有名有姓、確鑿無誤的，

至少是紀念墻上的一百六十八個名字。

在這批死難者中，嬰幼兒的比例為全台灣最高。

彭孟緝的變態手下，特別喜歡射殺小孩，

據最新公布二二八受難者賠償金資料顯示，

最年輕的遇害者為一歲嬰孩吳亮。

吳亮之父母從事寄藥工作，當時欲從高雄搭車返回故鄉台南縣。

吳亮與其母在高雄火車站附近，無故遭士兵以刺刀殺害，

其母當場死亡，一歲兒童吳亮在十多天日後傷重死亡。

連不具危害性的母子都不放過，這是何其惡毒的屠夫？

其他被殺害的孩童還有：四歲的陳長生，

在前金區自宅前無故遭槍殺，四歲的蔡金鳳在鼓山區自宅無故遭槍殺，

四歲的蔡壽在旗津鎮自宅，無故遭槍殺，

五歲的劉麗香在自宅遭流彈擊中死亡。

這是戰爭期間，也違背《日內瓦國際公約》的「無差別」射殺。

兇手應當被送上國際法庭，繩之以法。

高雄屠夫彭孟緝與屠夫辯護士朱浤源

在「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中，

關於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段落如此寫道：

本市自三月二日起已呈不穩之勢，軍民間的衝突一觸即發。

三月六日上午，本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推派代表，

由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

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群眾代表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七人，

依約上壽山和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以便收拾局面。

不料彭孟緝卻藉機扣留一行人

（並於八日處決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

在中午兵分三路往攻市政府，而後揮軍火車站、高雄中學，

一直到七日中午，才停止軍事行動，造成不少傷亡。

在鎮壓過程中亦有軍人闖入民宅搶劫、開槍，

造成無辜市民死傷之事。

但事件後彭孟緝卻因「功」而被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

擢升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

國民黨軍隊外戰外行，內戰也不內行，

否則不會被人數和裝備處於劣勢的共產黨軍隊打敗。

但這支軍隊屠殺人民卻綽綽有餘。

許多國民黨的將軍，對日軍和共軍作戰時候是草包，

屠殺人民時卻心狠手辣。

彭孟緝其人，為砲兵出身，在剿共和抗日諸多戰役中屢戰屢敗。

一九三七年，蔣介石發動淞滬戰役，

出動六十大軍入侵上海公共租界日本區，彭孟緝屬炮兵第十團，

帶領堪稱國軍「雷神之錘」的德製榴彈砲準備攻擊日軍，

反倒被增援的日軍打得丟盔棄甲。

彭孟緝在撤退時，將國府以重金買來的德製榴彈砲推入河中，

狼狽不堪地空手逃走，蔣介石卻不加懲罰，繼續重用之。

一九四六年，彭孟緝來台灣擔任高雄要塞中將司令。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彭孟緝發現這是升官發財的好機會，

只要有膽殺人，就能戴上紅頂子。

彭孟緝心中，一開始就認定此次事件是有心人士之叛變，

非武力不得解決。

於是，他在尚未得到上層命令的時候，就自作主張展開軍事行動。

這場高雄屠殺不分晝夜，槍聲不絕，直到三月八日，

市中心的屠殺才告一段落。

三月八日下午，

才有三三五五的老嫗少婦冒著危險四處尋覓親人的屍體。

不省人事的負傷者，被送往市立和省立醫院時，血還不斷地淌著，

使病院宛如屠場。

而郊區的殺戮仍然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三月十日，岡山教會收容無法回家的學生與人群，

解決他們吃、住的問題。

蕭朝金牧師被彭孟緝懷疑是聚眾滋事、收容暴徒的危險分子，

派遣二十一師何軍章的部隊前往清剿。

中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形成了一種不言自明的傳統：

戰時教堂是和平、中立的地區，教堂可以庇護百姓，

交戰雙方的軍隊都不會侵入教堂殺人。

但是，彭孟緝的部下哪裡遵循這些文明準則，

氣勢洶洶地衝入教堂抓人。

蕭朝金牧師等人勸阻無效，被士兵五花大綁地綁抓走。

包括蕭朝金牧師在內的多名被擄掠人士，被何軍章的士兵，

用卡車帶到岡山教會與岡農之間的一個交叉路口。

士兵們以濃厚的四川話大聲吆喝眾人下車，眾人剛剛下車，

士兵們突然舉起槍枝，連發射擊，槍決行刑，

蕭朝金牧師等人如待宰的羔羊一般，以坐姿被槍殺。

在此後的「綏靖行動」中，彭孟緝甚至脅迫受難家屬，

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的場景。

由此，彭孟緝贏得「高雄屠夫」之「美譽」。

果然，在這場「比酷」的競賽中，彭孟緝在國民黨駐台高級將領中勝出。

當國民黨當局成立台灣警備司令部、以進一步控制台灣時，

對司令人選，各方暗鬥甚烈。

屠殺全島民眾的劉雨卿竟然輸給只是屠殺高雄民眾的彭孟緝，

可見彭氏在蔣介石心中地位突出。

一九四七年秋，國民黨當局發表彭孟緝為台灣警備司令的人事命令，

並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

此後，彭孟緝步步高升：

一九五四年，擢升為副參謀總長，在參謀總長桂永清去世之後，

又接任參謀總長。

一九五七年，調任陸軍總司令並兼台灣防衛總司令。

一九五九年，晉升陸軍一級上將，再任參謀總長。

一九六五年，擔任總統府參軍長。

一九七二年，擔任戰略顧問。

以軍人而論，這個在戰場上毫無戰功的將軍，偏偏攀升到了最高職位。

不過，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彭孟緝作為地位顯赫的陸軍上將，

死後其家人卻不敢將其送入忠烈祠。

多年以後，二二八事件獲得正名，

受難者以及民間團體向政府提出抗議，認為彭孟緝死後入祀於忠烈祠，

是對他們的傷害，應將彭氏移出忠烈祠。

時任國防部發言人虞思祖少將表示，經過核查，彭孟緝的家屬，

至今未向國防部申請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

台北、台中、高雄等地的忠烈祠，也沒有彭孟緝入祀的紀錄。

彭孟緝的家人並非有自知之明，他們在搞別的小動作。

彭孟緝之子彭蔭剛，託連戰的門生朱浤源等人積極為彭孟緝平反。

朱浤源與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及業餘史家武之璋發表

《二二八研究增補報告》，提出所謂的「新觀點」：

日本人蓄意放棄對糧食配給管制，造成光復後台灣糧食大災難，

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兇；

美國人則為自身利益，企圖掌控、佔據台灣，屬於幫兇。

二二八事件中，「基督教長老會與大流氓結合，

會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黨等人一齊暴動」，

所以該事件是「民逼官反」，

「彭孟緝在處理高雄事件，是沒有犯什麼錯誤的」。

屠夫變菩薩，需要何等的生花妙筆。

不過，跳樑小丑豈能遮蓋、扭曲歷史真相。

二二八事件基金會隨即發表

《有關朱浤源等人所撰「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原」一文之澄清》，

文章指出，就二二八死難者數字而言，

學者的「推估數」為一萬八千人至兩萬八千人，

而基金會受理通過兩千兩百五十三件受難案件，

其中「死亡」類別有六百八十一件。

任何稍具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兩個數據截然不同，更無從類比。

不能以後者來否定前者。

更為重要的是：

「二二八事件為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受難案件，

有識之士所重視的是主政者公權力的濫用及其對人權的踐踏，

而不在於屠殺人數的多寡，這是當代文明人所應具備的基本人權理念。」

多年前，我為了研究孫立人，在台灣民主基金會安排的訪問計劃中，

特意去拜訪據說是孫立人研究專家的朱浤源。

結果，三言兩語之後，彼此便話不投機。

孫立人冤案，兩蔣難辭其咎； 朱氏卻百般為兩蔣開脫。

我沒有想到，身為中研院研究員的朱氏，居然是獨裁暴政之辯護士，

真是枉讀詩書、有辱斯文。

我相信，若是共產黨給他足夠的好處，

讓他撰寫六四屠殺沒有發生過的「學術著作」，

他也會頭懸樑、錐刺股地完成。

屠夫彭孟緝可恨，一定要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為屠夫辯護的無恥文人朱浤源丶武之璋亦可恨，

一定要讓他「陪榜」彭孟緝，在去往地獄的道路上互為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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