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2日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022/c22pei/print/zh-hant/

裴敏欣是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系教授

裴敏欣

中國的裙帶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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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州克萊爾蒙特

——習近平在2012年末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後不久

就發起了反腐行動，

當時，大多數觀察人士認為，

他只不過是走走過場，抓幾個高官，而後一切照常。

畢竟，

他的前任開展反腐調查主要是為了消除政敵，鞏固權力。

紀檢行動在新官上任第一年會出現激增，但第二年就會減少。

但習近平發起的行動不僅是

為了滿足建立政治霸權地位的迫切需求。

這場行動的規模與目標都是前所未有的，

涉及大約5000名負責管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軍隊和國企的高層官員。

其目的就是推翻中國權貴階層

自1989年天安門鎮壓行動以來建立的一個心照不宣的執政體系，

一張基於裙帶關係和腐敗的、不斷自我加強的關係網。

作為一名背負着捍衛共產黨絕對統治地位之歷史使命的領導人，

習近平將肆虐的腐敗現象視作對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嚴重威脅。

但腐敗已經深深地滲透到這個一黨制國家，

它已經成為將中國粘合在一起的膠水。

因此，

原本為了確保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反腐行動，

似乎會在中短期內給這個國家造成事關生死的威脅。

衡量腐敗情況的可靠數據非常少，

但包括官員腐敗金額在內的幾項指標

證實了中國觀察人士達成的共識，

即腐敗行為在過去20年中大幅增加。

最權威的官方媒體報道的腐敗案例顯示，

2009年，

腐敗金額的中位數從2000年的9.1萬美元

（約合55.7萬元人民幣）增至22.5萬美元，

經過通貨膨脹調整的增長率達到100%。

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

肆無忌憚的官員貪污數額進一步增加，

這部分歸因於基礎設施支出的大幅增加。

對於他們來說，

有利可圖的道路、港口及鐵路建設合同是他們或其親信的發財機會。

1980-1991年間，

基礎設施、房地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方面的投資在GDP中平均佔36%，

1992-2011 年，這一比例超過了41%。

根據2011年的數據，

基礎設施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佔大約三分之一。

在過去20年中，

11個省份的16名交通部門負責人因為腐敗受到嚴厲懲罰（一人被處死）。

去年，

長期擔任中國鐵道部部長的劉志軍因為收受逾1000萬美元賄賂，

被判處死緩。

私有化是另一個暴利來源，

鑒於人們對名義上將國有資產轉變成私有財產的做法非常反感，

這個過程被委婉地稱為「產權改革」。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

中國政府逐漸放鬆對土地及礦產資源處置的管控，

比如，給予地方官員前所未有的自由，

使其能夠將這些寶貴資產轉移給家庭成員和朋友。

在涉及最近退休的國內安全高官周永康的重大丑聞中，

他的長子以320萬美元的價格從國有能源巨頭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手中購買了兩個石油區塊，

並立即轉手，獲利逾 8000萬美元。

周永康的親信曹永正聲稱自己能夠預測未來，

頗受尊敬的商業出版物《新世紀周刊》開展的調查顯示，

曹永正似乎獲得了一個石油區塊，

每年能夠獲得將近1億美元的收入，

這可能是對他某些服務的獎勵。

省市級檢察院的報告顯示，

中國現今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腐敗案例涉及多名官員和商人。

在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腐敗案件都只涉及個人。

這種新的腐敗形式——串謀腐敗的危害要大得多，

因為這種腐敗行為更難發現，更難阻止，

而且會損害這個國家的組織完整性。

它還威脅到黨對地方權貴的控制：

在緊密的關係網中，相互勾結的官員通常會提拔、彼此保護。

2009年至2012年，在廣東省茂名市，包括三任市委書記、

常務副市長、市公安局長、反貪局局長

及該市很多機構負責人在內的逾240名當地官員捲入腐敗醜聞。

煤炭資源豐富的山西省爆發特大丑聞，

該地區 13名最高官員中有四人因為「嚴重違紀違法」

——也就是腐敗

——被逮捕，其中包括該省反貪局局長。

如此猖獗的腐敗現象湊巧為習近平創造了一個罕見的機會，

使他能在登上權力之巔後立即留下印記。

反腐、經濟改革及牽制親民主力量是習近平國內策略的三大支柱。

反腐行動有助於實現習近平的多個目標。

像往常一樣，反腐行動能在一定程度上清除對手，再次加強紀律，

對變得過於鬆散的執政黨加以管控。

這還能迫使極不情願的政府官員實施經濟改革，

改革可能會削弱他們的權力和特權。

反腐行動能在某些方面改善中共受損的形象

——脫離群眾的墮落政權，以此幫助習近平獲得民眾支持。

為了讓這一消息深入人心，

習近平正在推行一個多管齊下的辦法。

其中最強大有力的組成部分，

是對一大批高級官員進行調查，

這些人曾經享有實際上的調查和起訴豁免權。

在過去23個月中，

有50名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

即所謂的「老虎」，落入了習近平的天羅地網；

而在他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前的五年中，

這個數字僅為30名。

習近平的捕獵行動已經抓獲了一些大老虎，

其中就包括周永康，之前他不僅是國內安全領域的主宰，

也是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的前成員。

另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是起訴高級將領徐才厚，

他是中央軍委剛退役的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員。

這場清洗運動已經出台了程序變革，

讓地方權貴階層要掩蓋腐敗變得更加困難。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中共內部的反腐機構，

其負責人王岐山是習近平的盟友，

該機構越來越倚重特別檢查組，

通過長時間的秘密走訪和調查，來揪出各省貪官。

現在，地方反腐機構必須把自己調查工作的所有結果，

彙報給一個高層級的反腐機構。

習近平也推出了倡廉措施，

取消了官員享受的很多奢侈待遇，

中國統治精英階層已經把這些待遇視為理所當然。

新規定禁止官員接受奢侈禮品、娛樂和旅遊住宿。

結果致使法國干邑和瑞士手錶銷量驟減，

也導致了官員的廣泛不滿。

習近平的策略全面而果敢，

它存在一些風險，

而這正是由於中國需要這樣的策略：

腐敗滲透到中國的一黨制國家結構中；

對中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說，

腐敗是一種潤滑油。

天安門事件發生和蘇聯解體之後，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接近於零，

於是它開始用報酬豐厚的職位來獎勵忠心者，

用物質利益確保他們對黨的支持，這是它的一種生存策略。

從政治上講，這個做法相當說得通，

但中共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限制它的爪牙，

而這些爪牙很快就養成了一種「該當如此」的意識。

他們也開始遵循一個新的模式：

各級官員進行利益交換，

解決他們在人事變動或經濟利益分配上的不一致。

他們通過寡頭政治的討價還價方式，

維護自身隊伍的穩定性和凝聚力。

但習近平現在的反腐鬥爭，

對天安門事件後上台的精英階層進行的這種討價還價發起了挑戰。

在中國的一黨制國家官僚機構中反腐倡廉，

習近平冒的風險就是得罪該國最強大的政治力量，

甚至和他們進行對抗。

目前，習近平獲得了公眾支持和政治勢力，

官僚們足夠聰明，沒有予以抵制。

大部分有閱歷的高級官員都在假裝遵循他的方針，

靜觀局勢發展。

一些地方官員故意放慢工作的步伐

——比如在審批項目或執行日常管理任務時

——似乎是為了迫使習近平結束或軟化反腐行動。

他們的算盤似乎是，如果經濟出了問題，

習近平就會把注意力轉移到恢復增長上，

因為那是中共合法性的一個支柱。

要瓦解這種消極抵抗，

習近平可能需要調整自己的策略。

迄今為止，

他依靠的主要是自己對軍隊的控制權，

來防止任何挑戰。

但今後，

他需要擴大自己在中共和中國社會中的支持面。

這意味着快速把改革派提拔到位，

並且在起訴腐敗官員方面，

給予司法機關更多的自主權。

這也可能意味着更加激進的改變：

允許媒體和民間社會成為公民監督者，

儘管到目前為止，

習近平政府似乎更傾向於削減這些群體的自由度。

無論習近平是否會調整反腐策略，

很明顯，

他已經改變了中國的遊戲規則，

特別是共產黨內的遊戲。

但有一點不那麼清楚：

迄今為止，

維繫中共的是各種利益鏈條，

聲譽的價值是否會比利益更有凝聚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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