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17/c17bardhan/zh-hant/

2013年07月17日

中國與印度，哪個後勁大？

普拉納布·巴丹

印度加爾各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正在放緩。

需要明確的是，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上周作出的預測

——今年中國經濟產出的增長率將達到7.8%，

印度的增長率將達到5.6%，依然遠高於其他國家

——日本、美國、英國的增長率分別為2%、1.7%及0.9%，

而陷入困境的歐元區面臨收縮（增長率為-0.6%）。

但要實現2010年的那種超過10%的增長率是無望了。

西方國家不能再指望它們靠持續擴張來提振疲軟的經濟。

對25億人來說，後果更可怕：

在印度，用於加強陳舊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越來越少，

而中國可能會出現政治動蕩。

經濟放緩對於這兩個巨人意味着什麼呢？

哪個國家會佔據優勢呢？

讓我們從兩大經濟體中較為強大的中國開始。

在貧窮國家應該如何發展方面，

國際上有關「北京共識」

——國家資本主義代替「華盛頓共識」的論斷已經基本消失不見。

中國的新任領導人正在關注國內問題：

反腐鬥爭，控制過熱的房地產市場，相應減少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巨大作用，

以及打擊金融投機行為。

在從技術上追趕西方國家方面，

中國可能已經不剩多少潛力了，特別是製造業。

如果中國想要提升價值鏈，成為像德國那樣的先進制造業大國，

就必須不再局限於現成技術，不再抄襲競爭對手的設計，

從真正的創新中獲益，而創新只有通過研究和開發來實現。

中國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這跟它一直保持較低匯率有關。

中國現在需要將經濟從建設熱潮、金融投機轉向推動個人消費，

改善養老金、醫保制度及其他形式的社會保障項目。

裙帶資本主義一直在將資金不合理地分配給那些

由忠誠的共產黨員運營的、生產率低下的、大到不能任其倒閉的國有企業，

而充滿活力的小型私營企業卻沒有獲得資金。

財富集中給兩國帶來了問題。

去年，據總部位於上海的財富觀察組織胡潤百富(Hurun Report)估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顧問機構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最富有的83名代表

擁有資產凈值超過2500億美元（約合1.53萬億元人民幣）。

相比之下，印度議會下院人民院(Lok Sabha)大概有545名成員，

其公開資產總計大約只有20億美元。

在印度，億萬富翁與政治人士相互勾結的現象非常猖獗，

但這種現象沒有那麼直接，而且受到更多政治及媒體審查。

在中國，共產黨官員與商業之間的利益衝突已經引發公眾

對強征土地和有毒物污染等問題的普遍不滿，在地方上尤其嚴重。

經濟學家、哲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近期在本報辯稱，

印度已經落後於中國，因為印度在教育及醫保方面的投入不夠多，

而此類投入能夠提高生活水平及勞動生產率。

正如他所強調的，很多東亞國家的歷史表明，

不完善的社會服務及由此產生的不平等現象不只是社會公平問題，

也是經濟增長問題。

但我們不能因此認為社會服務的進步本身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

印度喀拉拉邦及斯里蘭卡有一些堪稱典範的福利項目，

但卻沒有輝煌的經濟實績予以支持。

實現經濟繁榮需要改善基礎設施，減少笨拙的管制，

創造一種能促進創業型投資的文化。

阿馬蒂亞·森提出了一個難題

——為什麼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選民無法讓政治人士有效地提供社會服務，

但他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

嬰兒及產婦死亡率高，衛生條件差，這些都不是突出的選舉議題。

這部分是因為難以控制的印度社會（其構成比中國社會更複雜）

通常注重提升之前受到壓迫的社會群體的尊嚴，

而不是基本的有效管理。

那麼中國模式又如何呢？

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表明，獨裁主義對於發展來說既不必要也不足夠。

共產黨將發現，要管理一個複雜的經濟（在缺乏獨立管理者的情況下）

和政治體系（在缺乏獨立司法體系或有效法治的情況下）

正在變得愈加困難。

如果沒有創新，中國將無法保持高增長。

這是因為政府所支持的公司享有廉價的土地和資本，

而這種人為的低價格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

而且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也在正在減少。

與印度不同，倘若經濟增速的下降幅度過大，

中國的政權就面臨威脅

——如今的年輕人有着比前輩更高的期望，

他們將更難容忍沒有好工作和買不起房的情況。

中國領導人或許已經騎虎難下了。

另一方面，與美國一樣，

印度的經歷也表明在一個充滿分歧的民主體制中，

黨派的分裂將如何對有效的管理造成負面影響。

過去幾年間，印度的頭版經濟新聞一直都與無所不在的腐敗問題有關：

高價值公共資源（土地、採礦權、油氣和通訊）的政治性分配、

見不得光的公私合作關係，

以及來自政治人士的非法收入支撐高企的選舉成本。

在印度的行政體系中，升職與工作表現的關係甚小，

所以官員瀆職的現象比中國還要嚴重。

但是，印度擁有獨立的司法、政府審計員和自由的媒體，

而中國卻沒有這些可以制約腐敗的因素。

在印度，不平等現象在加劇，

而且人們對官員腐敗、企業壟斷、經濟衰退和環境惡化的現象愈加不滿，

必然會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有關方面採取短期的民粹主義緩解措施

——補貼、救濟物資、減免貸款，以及降低電費和水費，

即便這樣做會損害基礎設施、教育和公共健康領域方面的長期投資。

中國通過 2008年夏季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等引人矚目的高調建築工程，

及精心策劃的對民族主義熱情的煽動避免了一些類似的失敗。

兩個大國都存在一些希望，

中國在節能技術、改善醫療和養老金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

而在印度，選民開始要求改善管理，

而且針對種姓壓迫、性暴力和環境惡化等不平等現象

的激烈社會運動也正在起作用。

但是，

中國僵化的政治體系使之不得不指望

那些非民選產生的統治者能達成開明共識，

而印度破碎且多元的民主制則一直擁有極高的靈活性，

雖然印度人民還沒有享受到相關的物質利益。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問題

——缺乏問責制，尤其是在地方層面。

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可能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提供社會安全保障措施。

在印度，農村的民主制度最為薄弱。

雖然人們通常會積极參加選舉，但是當地政府往往被當地精英階層所控制，

以至於自主權有限的官僚機構無法進行實質的改善。

在中國，缺乏問責制是一個全國性問題，也是專制制度所固有的問題。

從短期來看，我認為中國在改善人民的物質條件方面會比印度做得更好，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擁有更多可以用在重新分配項目上的資金，

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基礎設施和行政能力也更好。

從中期來看，我認為兩國的經濟增長率在不遠的將來會趨於一致，

因為那時，印度會因為更年輕的人口構成而獲益。

但是從長期來看，究竟哪個國家會做得更好，還取決於它們有沒有展開政治改革。

普拉納布·巴丹(Pranab Bardhan)

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經濟學教授，

著有《覺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經濟崛起評估》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翻譯：許欣、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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