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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民”之驕傲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2013-05-03 (www.ftchinese.com)
一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威士忌”，
他喊道，臉通紅，滿是醉意。
我到來時，
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
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
當年，臺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
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
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
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
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瞭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
人群中的吳睿人散發著特別的活力，
酒精讓他更放鬆，神情更為恣意。
這是他五十歲生日，前來助興大多是他的學生，仿佛他仍是那個代聯會主席。
過去幾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歡迎度節節上升，
成了一場新情緒與新運動中導師式的人物。
這因2008年末的學生運動而起。
馬英九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時的高壓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學生運動再度爆發，
一些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不滿的學生占領了當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廣場，
自稱“野草莓”的一代
——既然社會認定他們像“草莓”一樣錶面光鮮、卻一碰即爛，
禁不起任何挫折，他們就要用行動展現出某種“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過來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勵，
但沒人比吳睿人更能抓住現場的情緒。
“有一種奇妙的想象在蔓延，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
他的語言滿是詩意與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
並不吝把所有贊揚與希望都給予這些青年人
——“黑色的野草莓悄悄從土地深處長出、蔓生，
以一種溫柔的堅定，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讓野草莓團結我們吧。”
或許看起來，這言辭不過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現場、在影像上看到，
則很難不被它打動。
吳睿人迷人嗓音與誠摯而熱忱的表情，讓這空洞的抒情變成了劇場式的感染力。
這讓人不禁想起朋友對他昔日的評價——這是很好的宣傳，卻不是知識的批判。
此後，他越來越頻繁地捲入了各種青年人組織的討論會，
分享他對於台灣政治、民族主義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無表演式的真誠，
輕易地俘虜了很多青年人的心。
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對他人生的小小補償。
他總是錯過歷史現場，他塵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許釋放。
當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論文回到台灣，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
誰也未曾料到國民黨政權竟這樣容易地結束，
昔日的戰友則已紛紛成為新的掌權者。
輕易的勝利常蘊涵著新的危機，他們又迅速被權力腐蝕。
誰也未曾料到，陳水扁與他的幕僚們不僅沒把台灣帶入一個新時代，
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讓我們回到臺大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上，
追憶陳文成博士對祖國台灣懷抱的夢想。
讓我們回到義光教會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孫對生活，
對陽光的深刻眷戀……那麽我們就會有力量，有決心，
要把民主運動從頭做起。”
吳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這樣講道，他與一群學者發起了“7·15宣言”，
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政治與道德墮落。
在發言中，他檢討了自己這一代人的失誤，
他們誤以為歷史在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中就終結，
他們可以回歸正常，卻忘記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斷的監督與檢討。
他還援引蔣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張——台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
也是台灣人“作為人的人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
因此，
他提出“進步本土”與“轉型正義”的概念，
期望用此來激勵政治與社會改造。
這學者氣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紛亂的媒體泡沫中。
懷著鄉愁歸來的吳睿人，或許發現自己變成了永遠的異鄉人，
他的情懷與思考，在現實台灣無處安放，唯有青春與記憶給人安慰。
小酒館里太吵了，我們什麽正經話也沒說，只連乾了幾杯。
這威士忌讓我想起蘇格蘭的冷峻天氣與熱烈的獨立情緒，
它與秋刀魚的滋味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
他的學生遞給我一本由學生社團編輯的雜志，主題是史明。
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
這個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銀發飄散、鬍子花白，
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麽。
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就像《指環王》中的甘道夫。
當年震撼了吳睿人的異端人物，又傳到了新一代人手中，
它不再有觸碰禁忌的恐懼與快感，卻有一種新的陌生。
於是，當年的禁書偷讀者，變成了新的橋梁。
翻到第28頁時，
看到吳睿人的文章，題目“啟式與召喚”，
“他們需要一個伊迪帕斯來向他們解釋他們一無所知的自己的謎，
向他們教導他們所不瞭解的他們的語言和行為的意義”。
這是再典型不過的吳睿人風格，充滿了故作神秘的思想與詩意。
歷史以這樣的方式傳遞下來，
從臺大醫學院頂樓的復印本到此刻的紀念專號，
史明期待的目標尚未實現，它仍激發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訪吳睿人。
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像是臺北城的一塊飛地，充滿異鄉式的不合時宜，
似乎在整個臺北沉浸於那忙碌、淺薄、即興的歡愉時，
只有這里還堅守著那個龐大、厚重的中國傳統與思想世界。
它也是個混雜的世界，土地廟與胡適博物館並存其中。
上次來時，
我見到了湘音濃重的張朋園，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權威，
說起目睹胡適猝亡的那一刻，
也見到了中氣十足、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哲學家錢永祥，
他曾是1971年“保釣運動”乾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
如今不斷哀嘆這個島嶼在思想上的墮落
——“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臍眼這麽大”……
吳睿人的辦公室在一座雙子塔式大樓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腳下。
他是台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
這是個年輕的研究所，
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隨著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陡然增強，
在被大中華意識壓抑了多年之後，台灣意識迅速的生長。
他的辦公室擁擠卻雅緻，堆滿了書，
牆上懸掛了一張日治時代的黑白照片，我們坐下來喝烏龍茶，
唱機傳出的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
這正是他當年在芝加哥翻譯《想象的共同體》時的背景音樂之一。
單獨相處時，他的態度更為誠懇，交談也更顯迷人，
聲音一頓一挫、充滿節奏感。
似乎沒有他人的註視，他可暫時收起姿態。
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
似有某種敵對的意味。
是啊，
在臺北，人們用“中國人”，
在香港人，人們用“強國人”，
來表明自己與共產黨中國的不同。
他說起緩慢、充滿日本風格的桃園鎮，
他的那個英俊、受挫、耽於醇酒美婦的伯父，
臺北的師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與赫爾曼·赫塞，是他最愛的兩位作家。
如那個時代很多不安分的靈魂一樣，
文學是他的逃避煩悶、尋找自我的主要途徑。
前者那壓抑、疏離的喃喃自語，恰似那個曖昧、沉悶時代的象徵，
後者對青春與成長的著迷，能擊中每個少年的心。
他日後對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趣，想必也是那個時刻埋下的種子。
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濫情的語調是從何而來，在很大程度上，
他仍是個“我愛黑眼珠”的“彷徨少年”。
這樣一個敏感的文學少年變成了學生活動家，再變成一個精神的流亡者，
又成了民族主義的闡述者，最後他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導師
——用言辭鼓舞新的行動者……在這一連串角色中，文學特質始終沒有離去，
它帶來了巨大的魅力，也成為了某種障礙，文學迥異於行動，
當熱情被保留、被延滯，它才有更有魅力，
才能化作動人的文學特質，它是反行動的。
他註定是個渴望中心的邊緣者，
即使他身在故鄉、身在台灣最權威的學術機構。
他抱怨台灣社會的墮落、政治與文化上的普遍平庸，
他回憶起1995年隨林義雄競選時，主題竟是托克維爾論的政治精神，
如今想來，這是多麽可愛又可笑的理想主義。
他也說起“公共知識分子”的泛濫，這也是知識與思想廉價的象徵。
他也對日常生活感到壓抑感。
“我想搞醜聞”，他稍嫌誇張的說。
是啊，他本是赫爾曼·黑塞筆下的哥爾德蒙，
卻被迫成為納爾齊斯，用經院的理性來馴服他過分的激情。
三
即使對他的戲劇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
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時，仍吃了一驚。
這說法來自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
在其中，
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
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啟發，
而台灣惟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
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
這帝國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國、美利堅，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國。
詛咒當下，是浪漫主義者的一貫方式。
在一切被詛咒的對象中，
最令人吳睿人不安的仍是台灣的在國際格局中的現狀，
它的“賤民”地位。
台灣也與他的個人處境緊密相關，知識生產逃離不了政治權力的影響。
他一心想把台灣送到世界知識的版圖上，
但倘若台灣無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圖，
他的努力該是多麽困難。
對他來說，
中國代表“令人喘不過氣的沉重”。
“我們必須比中國學者更努力幾倍，才能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灣學者身份，
“我花很大力氣大勝吵，講出自己的名字與認同，
讓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後，我們再開始聊”。
他引用薩義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來證明巴勒斯坦的存在。
於是，
他一邊批評台灣社會的淺薄時，
一面又強調台灣所積累起的知識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國不該小看，
它不純粹是民主與市場這一套，它有更深的東西。
他也不斷的重復“馴服又不太馴服的台灣人”的說法。
但不管怎麽自辯，他仍覺得一種被邊緣化的惶恐與不滿。
“我們都說蔣渭水的鬥爭精神，但他也是很絕望的“，
他把這個時代與蔣渭水時代相比。
在蔣渭水的最後幾年，
台灣經濟起飛、教育與文化也不斷發展，
昭和時代日本國內政治日趨保守，
帝國體制在台灣日益鞏固了，台灣獨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而如今，台灣則處於一種新的固化結構中，動彈不得。
在東北亞區，
中國民族主義日益強大、它要收復台灣，
日本仍是美國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只能依附於美國，
來對抗中國日益強大的中國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獨立變得日益困難，它只能變成國際格局中的“賤民”。
我聽著他這些詩化、常過分自溺的談話，多少有點意外。
大陸正洋溢著“台灣熱”，
人們被臺北雅緻、悠閑的日常生活吸引，
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
而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
他卻在訴說一個世紀來的羞辱，對中國的抗拒。
是否作為一個“帝國“來客，
我從未試圖去理解他人痛苦與感受。
他的表達不無誇張，卻又無比真實。
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
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
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
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
19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的印證了這一點，
此刻的台灣，仍處於這股浪潮中。
不管是北京政權還是普通的大陸人，
倘若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症結，就必須傾聽到這些焦慮與不安。
四
再見到吳睿人，是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
他在人群中不無孤傲的坐在那裡，我想上去和他說話，
卻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
在一場反對媒體壟斷的集會上，在很多人看來，
台灣媒體正有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吞噬的危險。
他煽動性十足地對著青年人說
“我們台灣青年要搞一輩子的運動”。
他的談話充滿了取悅的願望，
讓我想起了他在將近30年前所說“新民粹主義“。
他這一代是要反抗黨國的政治壓力，而新一代要擺脫消費與娛樂的世界，
他們通過互聯網、facebook聯結成新的力量，
從溫室中走出，體驗到政治、街頭與權力。
幾個月後，
我讀到一位左翼學者對他的批判，
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劇》中的人物，是知識上曇花一現的表演者，
他沉溺與“政治的、道德的、美學”想象，
把政治美學化與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構成吸引力，更有危險的誘惑，
這完全是非學者式的，無法具體分析問題。
這批評或許有道理。
但自始至終，吳睿人對我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
我總記得他為《想象的共同體》所寫導讀中的一句：
“對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經出現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
惟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
（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
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
從而尋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體’的共存之道。”
吳睿人的個人經驗與思考，
正是幫助我這“帝國來客”擺脫中國這自我中心的解毒劑……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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