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讓99%的人共享利益的經濟環境

2017-01-16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315/%E4%B8%96%E7%95%8C%E9%9C%80%E8%A6%81%E4%B8%80%E5%80%8B%E8%AE%9399%EF%BC%85%E7%9A%84%E4%BA%BA%E5%85%B1%E4%BA%AB%E5%88%A9%E7%9B%8A%E7%9A%84%E7%B6%93%E6%BF%9F%E7%92%B0%E5%A2%83

張思思

世界需要一個讓99%的人共享利益的經濟環境
==================================

世界各國的政府與企業領袖

即將於本周前往瑞士達沃斯(Davos)出席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的年度大會,

貧富不均的問題預料仍將會是本屆會議的關注焦點,

在此前夕,非營利組織「樂施會」(Oxfam)

特地對此發表了最新的研究報告,

批評現有的經濟制度只能讓少數有錢人更容易累積財富,

並呼籲各界應重新建立一個

讓所有人都能夠共享利益的經濟環境。

 

報告中指出,

自從WEF在四年前首次提出貧富不均將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威脅後,

儘管世界各國領袖誓言要改善社會當中的不平等現象,

但近年來財富朝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並沒有出現任何變化。

 

半數人口財富總和比不上八個有錢人

根據樂施會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相對貧窮的半數人口(超過36億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

已經追不上最有錢的前八位首富,

而在這八個人當中有六個都是美國籍,

分別是微軟(Microsoft)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

柏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創辦人

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亞馬遜(Amazon)創辦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

甲骨文(Oracle)創辦人賴瑞艾利森(Larry Ellison)、

彭博社(Bloomberg)創辦人麥可彭博(Michael Bloomberg),

以及臉書(Facebook)創辦人

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除此之外,

報告中還提到從2015年開始,

全球最有錢的1%人口已經擁有比其他99%的人合計更多的財富

並且在過去30年以來,

全球相對貧窮的半數人口竟然在所得上完全沒有增加,

然而位居前1%的有錢人在這段期間,

年收入卻大幅成長了300%的水準。

 

自發性行善無法解決問題

以蓋茲為例,

儘管近年來他將大筆財富投入在慈善用途當中,

但從2006年他正式離開微軟至今,

他擁有的淨資產仍舊增加了50%(或250億美元);

樂施會公共政策研究主任Max Lawson對此表示,

有錢人選擇捐出自己的財富固然是一件好事,

然而當現有的制度導致富有者永遠能夠享有比其他人更低的稅率時,

光是行善顯然並無法解決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

 

樂施會認為,在現今的資本主義制度下,

企業多半將股東利益極大化作為唯一的目標,

因此容易傾向盡一切努力壓低成本,

並且追求各種避稅的手法,

結果便會導致資源與財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報告中舉蘋果公司(Apple)為例,

在2010年推出的iPhone 4手機當中,

人力成本僅佔其批發售價的5.3%,但利潤率卻高達73%,

而類似蘋果這樣設法擠壓出最大利潤的結果,

便是讓廣大生產線上的勞工被迫接受相對惡劣的勞動條件,

尤其在全球化的影響下,

供應商為了爭取訂單只能持續壓低價格,

最終犧牲的便是勞工的權益。

 

更多人對現況感到不滿

樂施會警告,

英國脫歐一直到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

跡象顯示在已開發國家當中,有愈來愈多人開始對現況感到不滿

而當現有制度造成大多數人必須面臨工資停滯、工作不穩,

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時,

更多人將會生活在恐懼與缺乏希望的環境當中,

並且導致社會陷入更嚴重的分裂與相互攻擊。

 

該份報告引用了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rack Obama)在2016年聯合國大會

告別演說當中的一段話作為總結:

當1%的人掌握了與其他99%的人相同的財富,

這個世界將永遠沒辦法維持穩定。」

=======================================

========================================

[ 全球30年貧富差距擴大- 全球化威脅民主制度   ]

從2015年開始,

全球最有錢的1%人口已經擁有比其他99%的人合計更多的財富

過去30年以來,

全球相對貧窮的半數人口竟然在所得上完全沒有增加,

然而位居前1%的有錢人在這段期間,

年收入卻大幅成長了300%的水準。

 

英國脫歐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

跡象顯示在已開發國家當中,有愈來愈多人開始對現況感到不滿

而當現有制度造成大多數人必須面臨工資停滯、工作不穩,

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時,

更多人將會生活在恐懼與缺乏希望的環境當中,

並且導致社會陷入更嚴重的分裂與相互攻擊。

 

[ 相關 ]

世界需要讓99%的人共享利益的經濟環境[ 張思思  ]

============================================

 

 

 

============================================

如何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更新於2016年9月20日 06:17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如何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

斯蒂芬斯:

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紛紛出現民粹主義浪潮。

其背後,隱藏著民眾對全球化和大企業避稅的極度不滿。

有時候,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從資本家的掠奪中解救出來。

在缺少約束的情況下,企業變成了壟斷機構,創新變成了尋租。

今天傳奇的“顛覆者”,設立了明天舒適的卡特爾組織。

資本主義在有競爭的情況下能夠良好運行;

可是成功的資本家不太喜歡競爭。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白這一點,

這位美國總統在20世紀初以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為武器,向工業巨頭展開行動。

從那以後,反壟斷法律時而有效、時而不太有效地

保護著消費者的權益,從而使大企業的利潤合理化。

另一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很難說是左翼分子,

他的政府拆分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這場游戲發生了變化。

 

世界最大一些企業的跨境活動,使維持公平競爭環境變得更難。

全球化令避稅機會成倍增加,

各國之間的稅收競爭稀釋了維持市場競爭的政治意願。

 

膽怯的一國政治家不願與全球巨頭和他們富有的游說隊伍對抗。

是的,他們希望這些公司多交一點稅,

但不要多到讓它們威脅把投資和就業機會轉移到別國的程度。

消費者和不具有特權的納稅人是輸家。市場經濟也成了輸家。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向前邁出了一步。

在命令蘋果(Apple)向愛爾蘭政府補繳130億歐元稅款之後,

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瑪格麗特•維斯特格 (Margrethe Vestager)

成了近來的熱門新聞人物。

 

如果說這看上去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那麽應考慮一點:

據估計蘋果在海外、稅務機關手伸不到的地方

擁有2150億美元現金。

 

經過漫長的調查,維斯特格得出結論,

蘋果與愛爾蘭政府之間錯綜復雜的稅收安排

讓蘋果享受了其他企業沒有的優勢,

這違反了歐盟國家援助規則,削弱了競爭。

她說,蘋果公司在愛爾蘭承擔的稅率僅為0.005%

——不過,正在抗辯歐盟裁決的蘋果否認該數字。

這家iPhone製造商並非歐盟委員會的唯一目標。

該委員會也在調查星巴克(Starbucks)、亞馬遜(Amazon)

和麥當勞 (McDonald’s)的稅收安排對競爭的影響。

 

針對谷歌(Google)在歐洲的活動,

維斯特格正在領導一項三管齊下的反壟斷調查。

谷歌享受著巨大的市場主導地位,

其稅務問題正受到多個歐盟成員國的審查。

如果說這些企業對調查感到憤怒,那就說輕了。

 

當年的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

認為他可與羅斯福分庭抗禮。

 

出於同樣的憤慨,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

抨擊歐盟委員會的裁決是“政治垃圾”。

 

別說什麽蘋果通過無需對任何稅務當局負責

的“無國籍”實體轉移營業收入了。

 

庫克似乎相信,

他的公司處在一個比只有政治家或監管者的平面更高層次的平面。

 

政府就應該讓開路。

 

在我看來,蘋果製造時尚、靈巧的數字產品,

但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蘋果一樣,谷歌始終堅稱自己一直嚴格履行法定繳稅義務。

 

沒有理由懷疑這一說法。

只不過,企業的責任不僅限於嚴格遵守法令。

 

市場繁榮發展的社會,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復雜的常規習俗的社會。

 

比如說,

谷歌通過把在英國的銷售額轉移到設在愛爾蘭的一家子公司,

從而盡量減少納稅額,這或許是合法的。

 

但這並非良好企業公民的作為。

這會激起民粹主義反應。

 

借用羅斯福的話:

“當財富的聚集導致不公平時,

能與其巨大權力匹配的只有民眾作為整體的更大權力。”

 

迄今為止,在富裕民主國家掀起的民粹主義反叛浪潮中,

政治家一直處於風口浪尖。

 

但在這些運動的背後,

隱藏著民眾對於全球化大企業行為的極度不滿。

無論是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法國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

還是意大利的貝佩•格裡洛(Beppe Grillo),

其民粹主義信條都是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體系受到了操縱,所以要架設阻擋全球性資本主義的路障。

 

公眾認為,那些享受著全球化好處的公司,

卻超脫於對其他所有公司都適用的規則。

 

全球化帶來的所有不安全感由普通民眾承受。

 

他們對市場信心減弱,而民粹主義者就利用了這一點。

 

民粹主義者拿出的萬靈丹就是加強政府管制。

 

總有一些企業領導人信奉

舊日“強盜式資本家”(robber baron)的傳統

他們認為,他們的需要高人一等,民主政治是“垃圾”。

 

他們得到了自由論者和拘泥於自由市場字眼的人

——這類人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唯一宗旨

——的支持。

 

羅斯福不是社會主義者。

他的觀點是,資本主義需要合法性。

 

只有當被認為有利於全國民眾的福祉時,

資本主義才能長期繁榮興旺。

 

過去如此,現在也一樣。

要說維斯特格已繼承了羅斯福的衣缽還為時過早。

 

但是,所有支持自由市場經濟

——它讓蘋果、谷歌這類公司的成功變為可能

——的人,都應該稱贊她為了恢復平衡而採取的勇敢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