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3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823/nationalism-china-student-abroad-zhoulei/zh-hant/

Afra Wang（王曌）家住北京，山西太原人。

畢業於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電影傳媒與歷史專業，

現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世界歷史。

AFRA WANG

China News Service/Mao Jianjun, via CFP

當地時間2015年9月25日，美國華盛頓，

僑胞在美國華盛頓白宮外熱烈歡迎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留學青年談愛國主義（一）：

留美「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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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esy of Zhou Lei.

周鐳於華盛頓的公寓。

2016年，

蔡英文上台、南海問題升溫、川普等美國大選候選人對中國的攻擊

及中美對抗的戲碼在國際舞台上輪番上演。

中國的愛國主義因為一件件事情，被推向了新的臨界點。

上月，為抗議南海仲裁案的結果，

中國十多個小城市發起抵制標誌性美國品牌肯德基的示威活動。

而本月，在里約奧運會上，

因澳大利亞游泳選手霍頓獲獎後譏諷孫楊是「使用藥物的騙子」，

中國的年輕網民潮水般湧向霍頓的社交媒體帳號，

要求霍頓道歉。

網路的沸騰反映了新世代越來越強的聲音

以及他們之間越來越遠的隔閡：「小粉紅」與「反華青年」的碰撞；

海外的精英愛國者對龐大弱勢人群與種種社會弊病的選擇性無視；

直言盡意者常常被民粹主義者污名化；

底層「愛國賊」通過網路暴力宣洩對現狀的不滿；

中港台三地的矛盾激化，認知鴻溝變寬；

年輕人對身份認同的迷茫……

紐約時報採訪了三位分別在台灣和美國受過教育的90後年輕人，

「在華府」（周鐳）、「刀哥」(餘澤霖)與楊思羽。

他們在微博或Facebook的簡短文字中

練成了對熱點事件反應極快的健筆。

他們曾在台灣與美國的課堂上介紹自己所認識的中國，

也曾經在嚴肅媒體工作過或撰過稿，

但他們常在無須莊重的場合，拿出手機打字，

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發出或者嘲諷，或者搞笑，

或者憤怒，或者認真的評論。

愛國主義，在這幾個年輕人的眼中，

是一個疊加了多重意義與情感的詞組，

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感情克制而適度，

彷彿與小粉紅或「謾罵中國者」的暴怒格格不入。

他們對國家的關注與批判，

有時因為小粉紅們的體量龐大而顯得微不足道。

然而，他們絕非「沉默的大多數」。

他們與傳統媒介敘事方式的差異，

恰好是這一代人漸入主流的方式。

在中國這片土地之外的生活學習經歷，讓他們在思考時，

無須遵守一個官方給予的範式。

多元的社會使他們的價值觀重構，

讓他們難掩與國內讀書的同齡人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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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名為「在華府」的周鐳，成長於深圳，

他是一位剛剛從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畢業的學生。

在華盛頓就讀大學期間他主攻國際關係，

現在在華盛頓的一所律師事務所做律師助理。

周鐳的網路角色是一名「公知」，

他的微博帳號「在華府」有近兩萬的粉絲。

他比較關注中國的維權抗爭及中國與世界的網路空間的信息不對稱，

在微博上，他常常發一些被牆的新聞、評論、學術文章等

——他說，他希望盡量彌補雙邊因為信息不透明而造成的差距。

在前幾個月「悉尼大學吳維辱華」事件中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商學院的華裔教員吳維，

在取得澳大利亞國籍後，

在微博上發佈了焚燒自己中國護照過程的視頻，

由此引發了許多愛國青年對他的聲討

——周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認為燒掉中國護照的吳維受到的愛國青年們

的攻擊與他本身的行為不成正比，

於是在微博上，

周鐳和網路世界中的小粉紅曾經有過一場正面的衝撞。

他舉報了其中一名小粉紅的作弊行為，並且直播事情的後續，

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事後他說，他會從道義的角度去做對的事情。

受訪人在華盛頓通過電話與郵件接受了採訪，

內容經過了編輯和刪節。

紐約時報中文網：

作為海外留學生，請你談談對最近的熱點事件，

比方說對肯德基的抗議事件的看法。

周鐳：

首先肯德基的抗議事件，一線城市都是沒有的。

基本上都發生在三四線、四五線城市。那生活在這些城市的人，

平時對全球化與對西方的認知都非常局限。

因為他們信息比較閉塞，所以相對激進一些，認知上也有很多斷層。

雖然現在可能已經不會有非常極端的事情出現了，

比如說現在如果砸日本車，你更多招致的是批評。

但是稍微小一點的城市裡，

可能這樣的思想還是被周圍的人認為是可取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

你在海外上學的背景對塑造你的世界觀與對中國的看法有多大的影響？

周鐳：

我對世界和中國的認知在國內就已經奠定了，

但在國外社會生活的經歷讓我的認識日趨完整。

小時候我一直關注時事和政治，但離狂熱的政治仍然保持著距離。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崇高的國家話語不過是

文藝匯演上強行背誦的紅歌，和一個孩子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國家」對於那個年齡的我沒有什麼概念，只是遠在北京的一個符號。

轉折點發生在初中時期，我偶然看到雜誌上提及了「那場風波」。

在父母沒能給出完整答案後，

我花了一整晚讀完了維基百科上的相關詞條

（當時維基中文還能自由訪問）。

我當時恰好在讀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書裡無所不在又讓人毛骨悚然的「老大哥」形象

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看到那場歷時幾個月的政治事件消失得無聲無息，

不少參與其中的普通人再也沒走出那一夜，

我發現奧威爾所描繪的那個可以隨意篡改歷史甚至

讓人憑空消失的世界，離我竟然如此之近。

而後我慢慢意識到，我所認識的中國，

只是這個龐大國家和複雜社會的1%。

第一次翻牆上推特，我發現推特上的中文圈子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呼喊：

維權人士光天化日下被套上塑料袋裝進麵包車，

妻離子散的上訪戶被打斷了腿……

對於一個出生在沿海城市中產家庭的孩子來說，

我生活的世界裡從來不會出現這些事，

但他們都是這個國家不會被關注的角落，黑暗但又那麼真實。

如果在國內單單生活在大城市和消費主義圍繞的泡泡裡，

的確很難建立起對中國龐大底層的感知，

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媒體上那個強大的世界第二經濟體。

並不是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都是高樓大廈，

大家都吃得飽，可以上B站的。

家境優渥的留學生帶著這樣的認知出國，

進入西方社會接受思想和生活上的不適與撞擊，

很容易建立起「出國更愛國」的民族自豪感，

或者說自己思鄉之情的政治投射。

把國家表面上的繁華和國際上的「流氓」當做自己的底氣。

但我害怕的是，

這樣的愛國情緒會讓一個人離現實中國和底層社會越來越遠，

作為中國的1%身處海外為全中國代言。

因此身在國外思考中國的時候，

比起那些一線城市的繁華泡泡，我更願意提醒自己，

這個國家還有不少看不到的角落和真實的人。

紐約時報中文網：

然後，進入了美國的課堂，你是如何適應的？

周鐳：

美國的課上課下經常會討論到自己的國家。

美國同學不用說了，美國仍然存在種族問題是廣泛的共識，

每次討論社會正義也都能激起他們熱烈的討論。

就連來自拉美的同學談到自己的國家也不由自主地痛斥腐敗。

但不少中國同學在課上都不情願回答這類問題，

我曾經聽到過不止一個教授私下抱怨，

跟不少中國同學無法心平氣和地討論中國的社會問題。

美國的課堂是一個開放自由的言論空間，

大家都是平等的，尤其來自非美國本土的聲音更受教授歡迎。

一個來自「弱國」的非主流觀點可能在課堂上更有價值。

課堂不是安理會，不用依靠祖國的地位爭奪「話語權」。

把課堂當做外交舞台，

像外交部發言人一樣「怒斥」聽眾與提問者，

一味辯護而不交流，顛倒了課堂討論的根本意義。

紐約時報中文網：

你曾經被你的老師請入美國的課堂，

分享你在「牆內的生活經驗」，

當時你美國同學的反應是怎樣的呢？你是如何應對的？

周鐳：

我所在的大學有一位教授，叫做 Judith Shapiro （夏竹麗），

她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來到中國生活的西方人之一。

大四那年她新開了一門課，

目的是讓美國學生從中國人的角度了解中國。

她想找到一位來自中國的朋友，

跟她的學生分享中國網民的生活，便讓我去講了講中國的互聯網。

這是一個開給美國大一新生的課，

那堂課的學生也全部出身成長於美國。

這些大一的美國學生，很多人對中國互聯網的認識就是：

中國的網民被洗腦了。

但是我試圖讓他們理解：

第一，這是怎樣一個過程；

第二，那些「被洗腦」的中國網民具體在想什麼。

很多美國學生就覺得，中國人的網路世界被牆，

（他們）是非常被動的。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主動的過程。

國家控制了你的信息來源與四周網路，

控制了這些過後，你作為一個獨立的網民，

如果你沒有翻牆習慣的話，

那麼你就會生出「我有自由意志」的幻想。

好像你身邊信息很豐富，

好像微博、各種媒體、B站上的信息都很透明。

但其實你還是在很小的一個圈子裡面打轉。

我試圖讓美國學生理解，如果一個人常年生活在信息控制之下，

常年生活在與自由的網路世界相隔離的一個狀態中，

那麼他/她會是怎樣一個想法。

我希望美國學生對「洗腦」這件事情思考地深入一些，

把它當做一個動態的、相互的過程，所以他們以後遇到中國學生，

就不會對他們的印象那麼平面。

（但）作為從小生活在信息自由世界的互聯網一代，

他們很難想像中國人都生活在一個近乎獨立的網路世界裡。

美國學生們無法想像一日沒有

谷歌、Facebook等一線網站的生活。

聽到中國對境外網路的限制後，

他們都表示如果自己是中國人，不可能過上不翻牆的生活。

但我問道，當你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微信、微博上，

翻牆的技術門檻越來越高，

而國內的替代品能滿足網路生活的基本需求時，

選擇不翻牆的生活是不是也變得情有可原了？

討論的結果讓課堂十分悲觀，

大家都認為在牆內似乎沒有簡單易行的方法聽到多元獨立的聲音。

對消息本身和來源多思考，儘可能獲取多方面的信息，

是美國學生認為牆內的網民最該擁有的技能。

紐約時報中文網：

很多人會在你的微博下指控你或者是抹黑你，你是如何處理這些一觸即發的口水戰呢？

周鐳：

小粉紅們偶爾會給我發私信，

但是他們發給我的內容我都不怎麼看。

因為我覺得他們說的東西都很同質化，

所以你每個回復，是回復不完的。

而且很多小粉紅是不能被說服的，就像是士兵一樣，

他們過來就是要廝殺的。

這種情況下他們肯定要爭得你死我活。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爭論沒有意義，搞得大家都不開心。

有時，你也不知道小粉紅為什麼憤怒。

比如說，我們在網上的發言和行為，考慮的更多是從道義上來說，

這件事不是應該做的，

不一定會去考慮小粉紅這個群體對此會有怎樣的反應。

如果你做什麼都要思考那些極端愛國者的反應的話，

這也是一種自我審查，是要避免的。

社交網路不是一個學習思考和獲取新知識的地方，

它是一個交流不同聲音的平台，

而建立自己知識體系和價值觀的過程最好在嚴肅閱讀

和個人經驗中完成。

但如今前後者的角色被顛倒，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微博和知乎上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學到的更多是人云亦云和渾身戾氣。

這樣的人在評論中自然留不下什麼有意義的文字，

只會用表情包、流行語和粗俗言論表達觀點，

或是跟著烏合之眾洗版或「人肉」。

紐約時報中文網：

你是否在現實生活中因為你的「不愛國」

而和你的家人、朋友有過摩擦？

周鐳：

我基本上和家人朋友沒有摩擦，但是我聽說過有人在我背後說壞話。

但是基本沒有正面衝突。

我覺得原因是因為如果你長期沒有把你的政治立場表明清楚，

但是偶然突然對一些熱點事件表態，那麼大家就容易和你有摩擦，

大家會覺得，你怎麼是個這樣的人啊。

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著一個立場，那麼你對一件事情表態以後，

大家也不會覺得很吃驚。

當有爭議性的事件一發酵，

在朋友圈中很容易就觀察到多元對立的聲音。

我覺得本質上這是一件好事，說明大家對公共事務還抱有熱情。

我經常聽到有人抱怨，

一旦自己表達了和國內主流稍有偏差的異見後，

便會換來朋友家人的許多失望甚至謾罵。

現實中價值觀撕裂所帶來的打擊是不可能沒有的，

我的做法是把它們當作鞭策自己思考的契機，

從多角度想想自己表態的緣由，反對的聲音來自於何處。

當你對世界的認知、

知識體系和個人經驗在思考中都達成了邏輯自洽，

做到了百分百的真誠，我覺得對那些聲音就只剩下寬容了。

因此我覺得在個人生活中，經常思考、懷疑、表達和交流，

從長遠來說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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