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4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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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玉秀／前大法官
自由共和國》
大赦與特赦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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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與赦免法的規定
我國關於大赦與特赦的規定，可以見諸憲法和赦免法。
憲法中規定的是行使大赦和特赦的權力機關。
憲法第四十條，賦予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的權力；
憲法第五十八條，要求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必須將應該提交立法院的大赦案，先提交行政院會議議決，
也就是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大赦案的權力，
但應經行政院院會的決議程序︰憲法第六十三條，
立法院有議決大赦案的權力。
至於赦免法的重點，則是規定大赦與特赦的效力範圍。
赦免法第二條，分別針對已受罪刑宣告和尚未受罪刑宣告兩種情形，
規定大赦的效力為罪刑均失效和追訴權消滅兩種。
所謂尚未受罪刑宣告，包括起訴後審理中或偵查中尚未起訴的情形。
赦免法第三條，提到已受罪刑宣告的特赦效果，僅能免除執行刑罰，
情節特殊時，才能使罪刑都無效。
此外在赦免法第六條規定總統的權力，
包括有權主動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會研議大赦和特赦。
赦免法第二條和第三條針對大赦與特赦的不同規定，
一般理解為特赦的效力範圍原則上較大赦狹隘，
而且因為第三條沒有提到尚未受罪刑宣告的情形，
因此特赦的範圍也較大赦的範圍狹隘。
進一步的理解，就是特赦的對象僅限於已有罪刑宣告的情形。
而所謂已受罪刑宣告，甚至被曲解為已有確定終局裁判的定讞案件。
大赦與特赦的對象 、範圍和效力不同？
從憲法對於大赦與特赦的權力以及成案的程序規定來看，如一般所認知，
特赦屬於總統獨有的權力，而大赦則是法律案的一種。
大赦顯然是一種通案模式，行政院有法案提案權，立法院有議決權，
總統行使大赦，與行使公布法律和發布命令的權力，並無二致。
但是行使特赦，則是一種特別的發布命令行為，屬於個案模式，
是總統針對特殊具體案例，基於特別的考量，
行使專屬於元首的高權行為，這種元首特權和元首的豁免權，
具有相同的權力本質、來自相同的法理。
特赦既然是這麼一種元首特權行為，效力反而較大赦限縮，無可懷疑嗎？
赦免法第三條規定已受罪刑宣告的特赦效果，僅能免除刑的執行，
也就是司法權對於罪的宣告效力不受影響，
這是因為特赦是基於對個案的特殊考量，代表行政權的總統，
原則上理應尊重司法權，但在情節特殊時，
總統有權同時赦免個案的罪刑，
例如蘇炳坤案，當年受到陳水扁總統宣告罪刑均免，
也就是說，總統的赦免權本質上有罪刑全免的效果，
而這也不叫做干預司法；
相對地，
大赦針對通案，屬於因應一定社會時空所採取的一種刑事政策，
同樣不能認為是對司法權的干預。
那麼對於起訴後審理中或偵查中尚未起訴的情形，
是否赦免法第三條已經排除適用呢？
起訴後審理中的個案，總統高權當然不可以介入司法權，
命令審理程序終止，但是起訴屬於行政權的運作，
基於特殊考量而撤回起訴，並無不可，
特赦權的行使斷無不能及於命令撤回起訴之理，同樣的法理，
也及於偵查中尚未起訴的個案。
此所以美國總統的特赦權，及於起訴後審理中的案件。
而一旦需要動用總統的特赦權，
自然不是檢察權內部的行政運作所能夠承擔的事件，
因此也必定屬於國家中高度需要特殊考量的事件。
大赦和特赦這兩種赦免權的區別，其實在於通案和個案的區別，
特赦既然施用於個案，總統有權區別個案的適用效果，
但從赦免權的本質來看，赦免的效果就是罪刑可以全免，
赦免的範圍包括受起訴、審判和執行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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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自殺炸彈客,Red suicide bombers,華獨置台灣於死地的陽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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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毀壞台灣的軍事、經濟，乃至人文修養、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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