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110-opinion-huanxinghua-history/
（黃星樺，台大政研所碩士）
近一個月，台灣社會爆發三個新聞話題，
從這三起事件可以叩問：
台灣社會處理現在和過去間關係的方式，
有什麼思維上的慣性？
黃星樺：陳宣儒的事雖是個案，
但它以戲劇性的方式，
呈顯出台灣社會面對歷史的集體輕忽。
圖為《灣生回家》截圖。
黃星樺：
納粹扮裝、自自冉冉與偽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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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月，台灣社會爆發三個新聞話題，
恰巧都和歷史認識有關。
首先是光復高中學生在校慶活動上扮成納粹軍人，
演出閱兵大典。
接着是總統府取賴和詩句製作春聯，卻因相關著作有錯字，
將「自自由由」抄成「自自冉冉」。
再來是報導文學作者，
《灣生回家》電影製片陳宣儒虛構身世，
偽稱自己是「灣生」（二戰結束前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後代
田中實加，混淆了虛構和紀實。
歷史是過去的事，
歷史人物和歷史時空或近或遠地離開了當下現實。
認識歷史，也就必定是在處理「現在」和「過去」間的關係。
從這三起事件可以叩問：
台灣社會處理現在和過去間關係的方式，有什麼思維上的慣性？
位在時間彼岸的歷史
納粹扮裝一事經媒體披露後，多數輿論表示不可思議，
認定學生非常無知，才會去再現歷史上絕對的惡。
但事後學生指出，他們知道納粹集中營曾經發生的悲劇；
他們並非藉此向希特勒致敬，而是要凸顯台灣民主自由的珍貴。
輿論的批評，以及學生的辯解，
其實都預設了納粹暴行處於歷史的「彼端」，
身在現代社會的「我們」當然不會、也不應該重複那樣的惡。
換言之，歷史上的納粹，和現代台灣的自由民主截然對立。
但納粹歷史帶給人類最大的兩項遺產，
其一在於逼我們看見：人性中的「惡」何其普通、何其日常。
最不可想像的惡，可能在最平凡的時刻，出現在最平凡的人身上。
其二則在於讓我們反省：
即便擁有民主制度，也可能導向最為殘忍無道的結果。
對照整場扮裝活動背後的歷史認識論，就可以看出，
為何輿論和學生都率然將納粹歷史
視為台灣社會的身外之物、視為一個被觀看的客體。
光復高中校長表示，扮裝活動的初衷，只是要讓學生「了解歷史」，
每個班級各自選擇一段歷史故事，在校慶時扮裝演出。
因此，在新聞上我們看到了
「納粹閱兵」、「草船借箭」和「霧社事件」
在同一個節目裏輪番上演。
幾乎所有評論都忽略這一點，
但其中隱藏了至為關鍵的問題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其實很難找出
貫串「納粹閱兵」、「草船借箭」和「霧社事件」的共通點或關聯性；
只有站在現代角度，才能豁然開朗。
三個事件的共通點只在於：
它們都「不是」現代，它們都不屬於當下現實。
我們不會預期在現實生活中撞見這些場景；
這些人被想像成「歷史」，他們都是時間彼岸的人，
位在業已消逝的過去。
樣板化的歷史認識
站在這樣的立場「了解歷史」，
歷史事件間的差異變得毫不重要。
真正有意義的差異，只在於「我們」屬於現代，
而「歷史」屬於過去。
歷史於焉成為歷史故事的展演素材。
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師生都沒想到，
這樣的活動到今天還刺傷許多人。
這種區辨「現在的我們」和「過去的歷史」的思維，
極近似於對少數民族「樣板主義」式
文化展演（cultural tokenism）的操作模式。
樣板主義的文化展演，指的是在文化再現的過程中，
特別標榜少數群體的文化符號，以妝點多元文化的門面，
但卻缺乏實質重視、實質理解的做法。
去年蔡英文520就職典禮上的表演，就有樣板主義的疑慮。
典禮上，
行政院承認的十六族原住民族，在舞台上牽手共舞，
但大多數的民族其實是不會那樣牽手、不是那樣跳舞的。
典禮上也試圖呈現新住民文化，但卻僅只聚焦於「外籍新娘」，
投影片上呈現的也並非她們的生活場景，
而是東南亞風景名勝。
這樣的文化展演，迎合的是主流社會對少數群體的刻板印象。
少數群體間的差異在此並不重要，真正有意義的差異，
只在於入場觀禮的賓客是觀看者，而被展示的群體則是被觀看者。
這種「觀看少數」的嘉年華典禮，
和光復高中校長提出的「了解歷史」的方式何其相似。
自自冉冉爭議，分歧的自我指涉
相對於輿論將納粹和自己切割成對立的觀者與客體；
「自自冉冉」爭議雙方，則都把賴和預設成跟自我「似曾相識」
——即便這個「自我」的範圍並不相同。
「自自冉冉」的辯護方有人指出，
「自自冉冉」是「自自然然」的台語發音
——這種說法，預設了二十世紀初的賴和會與現代台灣人一樣，
取國語發音相似的字來指代台語。
對這樣的辯護者而言，既然都是台灣人，
歷史上的賴和與現代的「我們」當然是差不多的。
批評一方則有人認為，
中文裏從來沒聽過「自自冉冉」這個詞，
並據此譏笑總統府自食「去中國化」的惡果。
然而，賴和寫的漢詩不等同於現代中文；
以「中文裏沒有」來否定「自自冉冉」，
即便答案對了，推論過程卻錯了。
二十世紀初出現在台灣舞台的賴和詩篇，
有擺盪於「祖國」和「台灣」間的兩難，
也有徘徊於「傳統」和「現代」間的牽扯；
賴和堅持的左翼立場，在如今的時空環境下，
也有截然不同的意涵。
這些也都是現代中文裏沒有的質地。
如果可以因為「中文裏沒有」或「沒聽過」而否定其存在，
那麼文學史的許多側面也都將一筆勾消。
批評方有前述謬誤，是因為輕率以為二十世紀初台灣漢詩，
必然和現代的中文語境「似曾相識」；
而辯護方會有那樣的誤解，
也是因為輕率以為二十世紀初的賴和，
必然和現代的台語文表音習慣「似曾相識」。
輿論認為納粹和自己截然對立，卻認定賴和與自己似曾相識，
一方面可以看出發言主體對「自我」有不同範圍的想像，
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發言主體看待「歷史」，
同樣有刻板印象化的傾向。
再現歷史與代言歷史
「歷史」的相對物是「現代」，
這組相對關係不只是語意上的必然，更是認識論上的必需，
有着鞏固社會認知的功能。
現代社會常將「過去」塑造為原始的、傳統的、迷信的，
藉此「證明」現代是文化的、進步的、科學的。
在歷史進步論的幻覺之下，
「過去」不過是個被拿來反襯「現代」的異己。
換言之，「歷史」往往不都是其自身，
而是「現代」之所以「現代」的想像憑藉。
面對二戰歷史，輿論透過納粹的獨裁、壓迫形象，
從而將自己理解為民主、自由的；
而在「自自冉冉」爭議中，
輿論則將賴和生存的時代語境賦予當代台語文／中文的語境，
藉以鞏固藍綠政治的認同符碼，其實都是借刻板印象化歷史，
來建立自我認同。
在這個意義上，
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是個政治問題，
也是倫理問題。
英文裏，“represent” 既是「再現」，也是「代表」。
但前者更多是站在中介的位置描繪或呈現某個對象；
後者則借用對方的名義、代言他的聲音。
再現者和其試圖呈現的對象，
彼此各有其行動脈絡、社會條件和利益所趨。
假若再現者對自身的位置沒有反省，
直接假「再現」以為「代言」，
反而抹殺了對象真正發言的機會，淪為一種論述暴力。
在歷史書寫上，「再現／代言」的難題則更加嚴峻。
因為已經消逝的人、時代、社會無論如何不可能直接說話，
而必定要透過人為中介才能被認識。
談論歷史的人，
也就應該更敏於區辨「再現歷史」和「代言歷史」的差異，
避免讓歷史書寫成為敘事暴力。
順着這個問題來思考《灣生回家》，
也就能夠看出陳宣儒假冒灣生後代一事，
暴露的不只是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癥候，
也不只是非虛構寫作的倫理瑕疵，
更是歷史書寫上「再現／代言」的難題。
拼貼編造的集體身世
捏造身世一事曝光後，
陳宣儒透過出版社承認，她口中的「外婆」田中櫻代，
其實是高三時在車站偶然結識的灣生奶奶。
在道歉聲明最後，陳宣儒特別強調灣生故事的真實性；
希望讀者不要因為她個人的欺瞞，
連帶以為灣生故事也是假的。
但事實上，她一開始就不需要靠捏造身世來取信讀者。
書中的灣生爺爺奶奶，
都是台灣史上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
他們的故事也擁有足夠豐沛的戲劇性和感染力。
為什麼陳宣儒還需要將自己虛構成灣生後裔？
陳宣儒提到，因為田中櫻代待她如孫女，
她也就視田中櫻代如親生外婆。
這份情感影響了她採取的敘事立場，
她不只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再現歷史，
也試圖以（虛構的）當事人身分代言灣生故事。
但這樣的代言不僅僅破壞了讀者對紀實文學的信任，
更傷害了「再現／代言」的書寫倫理。
陳宣儒的事雖是個案，但它以戲劇性的方式，
呈顯出台灣社會面對歷史的集體輕忽。
絕大多數人或許未曾編造身世，但我們之中的很多人，
都曾將納粹罪行切割成絕對的「過去」；
也有不少人，把賴和的漢詩超譯成台語發音的「新詩」。
我們毫不遮掩對歷史的剪裁拼貼、任意代言。
如此一來，
我們的「集體身世」又何異乎集體的編造、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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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被捏造歷史71年 ]
陳宣儒的事雖是個案，但它以戲劇性的方式，
呈顯出台灣社會面對歷史的集體輕忽。
絕大多數人或許未曾編造身世，但我們之中的很多人，
都曾將納粹罪行切割成絕對的「過去」；
也有不少人，把賴和的漢詩超譯成台語發音的「新詩」。
我們毫不遮掩對歷史的剪裁拼貼、任意代言。
如此一來，
我們的「集體身世」又何異乎集體的編造、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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