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1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智庫研究員

馮光遠、何澄輝

  自由共和國》

當全民年金的討論只集中在一些有規模的職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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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星期，

在陳副總統主持的年金會議上，

針對個別職業所做的報告裡，

軍職背景的委員，普遍發出自己職業有被「輕蔑」的感言。

其實，台灣人絕對不會輕視特定職業，尤其是軍職。

可是不能否認，

過去這些「承平」的年代，

媒體上與軍人相關的新聞，的確有許多是負面的，

然而究其主因，絕對和中階、低階在役或退伍軍人無關，

而是一堆高階軍官，尤其是將官，

讓國人對軍職產生惡劣印象。

為了增強國人「軍人陷入困境」的印象，

向來在選舉時才會被軍方大肆利用的榮民，

這次又毫無例外地早早就被搬出來擔任救援任務。

暫且先撇開各特定職業對年金所吐的苦水，

如果我們考究建立年金制度的目的，追求的，

其實就是如何透過年金給付制度之規劃，

滿足國民退休、老年之後的生活照顧與經濟需求。

因此，國民年金是社會保險的重要制度與環節，

更是基於社會連帶關係，建構出來的整體社會安全網。

在此目的下，受照顧的對象，絕對是全體國民，

不能有所遺漏；在此追求下，所有的共同體成員，

是基於主權者的身分同受照顧，

則基本的權益範圍應屬平等。

當然，我們知道各個國民參與、從事的職業不同，

蒙受的風險危機也有所差異，

從而，他們需要受到照顧的內容與需求，

以及所該管控的風險範圍也並不一致。

此時，既平衡「同受照顧」與「風險歧異」之間的落差，

又支持了一個健全的安全照顧體系，讓其可持續性運作，

便成了整個制度建構上最為重要的工作。

針對上述這兩個顯然有所衝突、但又必須追求的目標，

通常的作法是，

在相關的年金制度上採取多層次的制度設計來應對：

在普及同受照顧的需求上，負責健全年金制度的設計者，

主要思考的，是基礎年金的設計。

而針對差異風險這部分，

則是如何透過職業別所建立的職業年金，來加以補充。

前者，是涵蓋所有屆齡公民的普遍照顧，

其需求是基本且最低標準的；

相對於此，後者的目的，則是在基礎照顧之外，

針對特定職業群體的需求，透過原來的議定或風險分擔，

建立一個針對不同風險內容者才有的進一步的照顧與支持。

至於個人如果希望老年（經濟）照顧，

能夠獲得更為優渥的個體化條件，則應該由個別的人，

視其意願進行規劃投資以獲得更多額外的照顧。

以上敘述之多層次的照顧，

就是對於年金制度的規劃，一個基本的方向。

過往台灣的政府，對於建構社會保險制度，

是以照顧特定職業群體為主，這樣子的制度，

專注的是統治集團與輔翼者之間的照顧與忠誠交換。

然而，台灣歷經解嚴、民主化過程，

「國民是為主體而不是受治對象」的意識與價值，

早已建立。

從而，建構社會保險與社會安全體制，

就必須將所有國民視為主體，

平等地予以照顧。

將任何成員遺漏於整體施政或特別福利照顧體系之外，

都是一種失政，一種不足。

因此，像我在此次會議裡特別提出「照顧家管者」，

正是因為多年來在男性沙文這個概念的運作下，

台灣有太大的一群勞心勞力者，完全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

主政者在思考社會照顧這題目時，

完全忽略了家管者邁入老年之後他們的權益。

個別職業，針對其中的參與者，

總是有其思慮清楚的安全網設計，

可是「家管」卻永遠被結構性地排除在外。

因此，當「國民年金」中的國民，其中指涉，

清楚地為「全體國民」時，

我們怎麼能夠無視、忽視「家管」？

這樣思維上的缺漏，

其實反映的是過往年金制度其思維的侷限性，

也反映出過往統治邏輯中，

並沒有把全體民眾的平等照護，作為國家的責任。

國家存續的目的，

在於追求全體國民其安全與福利照顧的盡可能完善，

而非針對特定「犧牲奉獻」者，

才認定他們有資格受到保障呵護。

支撐整體社會國家的持續健全發展，

需要的是社會各個階層、以及從事各種不同職業的所有人，

唯有如此，分工且各盡其能的社會，

才能平等照顧到所有的共同體成員，

使社會共益獲得實踐，

進而消弭歧視與不平等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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