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25日 06: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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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中心研究員、

瑞銀(UBS)高級顧問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瑞銀高級顧問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喬治•馬格努斯

中國模式已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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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年的8月絕不是一個寧靜的神話之月。

當單個考察時，股市和匯市行情，甚至聳人聽聞的天津爆炸事故，

似乎僅僅是運氣糟糕的結果。

然而，對這些情況綜合考察會發現，

它們標志著中國經濟和政治模式正慢慢走向終結。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轉型危機，

一場自鄧小平開始在中國未來與毛時代之間畫出清晰界限以來的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些跡象表明，中國轉型並不順利。

再推中共的權威和主導地位、實行經常有爭議的改革、推動金融自由化，

以及在保持不現實增速的同時實現經濟再平衡，

這些是復雜並且相互沖突的目標。

在未出現中產階層和社交媒體的前工業社會，

鄧小平的任務在許多方面來看更容易完成。

他下定決心避免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中，

所以向政府機構和各部長、尤其是向國務院和總理賦權，

鼓勵開放和以共識為基礎的政治模式。

直到21世紀之前，這種做法都很管用，但其效果在逐漸地降低。

中共受到腐敗侵蝕，忽略了民眾對社會、環境和產品安全的關切。

中國經濟積累了大量債務，產能嚴重過剩，

沉迷於信貸驅動而又配置不當的投資。

為瞭解決這些嚴重問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讓時鐘倒轉。

他逐漸掌握了比自毛澤東以來任何一位領導人都大的權力，

不斷強調保持列寧主義式“黨的純潔性”的必要性，以避免蘇共的命運。

在他的第一批政策里，有一場延續至今的不受法律管轄的反腐運動。

他通過建立黨的機構——“領導小組”

——取代政府機構的權威，這些小組比部委還多，

對國家最重要的職能擁有決定權。

在中國，一定程度上重新集中權力無疑有很強大的理由，

尤其是對於實施中共雄心勃勃的改革而言。

不過，盡管一些改革取得了進展，但與政府在經濟中的職能以及引入市場機制有關的許多改革，

遭到了既得利益勢力的稀釋和抵制。

對公民社會、媒體、律師和非政府機構的壓制於事無補。

強大的中央集權反而抑制了重要改革，

使負責執行這些改革的機構喪失權威和問責，

還產生了彼此沖突的決策。

這就是8月動態很重要的原因。

對股市的鼓勵本應是政府支持市場機制和資金更有效配置的風向標。

但在估計逾1500億美元的非常托市措施之後，中國股市卻再度惡化。

股指仍在7月初的低點徘徊。

中國政府一會兒做拉拉隊長，

一會兒做監管者，表現出對於自己尋求引入的市場力量的不信任。

本月人民幣小幅貶值被官方解釋為中國邁向金融自由化的一次階段性調整，

旨在推動人民幣在今年晚些時候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核算單位

——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不過，中國有關該舉動的溝通委婉地說也很糟糕。

當局再一次處於矛盾之中，

在推動經濟再平衡的人民幣升值政策和應對增長不斷放緩的人民幣貶值政策之間左右為難。

今年夏天的經濟統計數據、特別是出口、製造業和投資方面的數據令人失望，

這凸顯出刺激措施對過去4年走弱的經濟表現已經無能為力了。

今年，這些刺激措施已經推動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超過1%。

中國面臨的挑戰的核心部分將是其控制就業的能力，

這是在政治上比GDP更為敏感的指標。

官方失業率（據說多年來一直處於4%左右）是捏造出來的。

投資和勞動密集型的建築業當前的態勢、

無城市戶口人群較低的失業補貼登記率、

福利體系的缺陷、以及每年700萬畢業生

尋找合適工作的困難程度等諸多原因讓人相信，

失業率可能不僅比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估計的6.3%更高、而且還在不斷上升。

中國的經濟轉型一直很艱難，

但是今年的事態表明，事情並沒有按計劃進展。

事實正日益證明，權力集中化對改革是一把雙刃劍，

反腐運動正在遏制經濟中的主動性和經濟增長

，經濟無法再通過無休止的刺激來維持不切實際的擴張路線。

接受長期較低增長的時刻正日益臨近。

它將以影響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方式，

檢驗中國領導人的合法性及改革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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