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0

課綱「微調」中的《開羅宣言》

姜皇池/台大法律學院國際法教授

英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年》一書中提及：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H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而看到教育部要「微調」臺灣史，

「新」教科書當代臺灣部分

將說明《開羅宣言》與臺灣國際法地位確定之過程等等，

論者指此為「矮化台灣主體，

讓『大中國』、『大一統史觀』重新復辟」，

而政府更千方百計

以《開羅宣言》確定臺灣法律地位，

除總統、「國史館」（！）強調條約論外，

外交部則印發《開羅宣言的國際法意義》宣傳摺頁，

相繼宣揚，對此滔滔，如鯁在喉。

國際法下，

特定國際文件是否為條約，

不能單純由名稱判斷，

稱宣言但確為國際條約者，

固不乏其例；

但不容否認，

絕大部分稱宣言之國際文書，

均不該當國際法意義之條約。

實踐上，

不論當事方間所使用文件名稱為何，

決定係爭國際文件法律效力之關鍵，

繫於當事方間是否有意創設受國際法拘束之義務。

《開羅宣言》並非條約

至於條約種類繁雜，

單從文件名稱無從認定締約方有無創設法律拘束力之意願，

故學說與實踐例示部分事項作為判斷參考，

此間包括：

文件之稱謂與用語、文件之內容、締結時之客觀環境

（包括締約時之情狀、當事方之後續行為或相關談判人士之發言）。

以此檢視《開羅宣言》，則不難發現：

第一、

姑不論會議三方並未在文件上簽署之法律意涵，

慣例上若要做成具法律拘束力文件，

當會選擇正式名稱，然在眾多可選擇名稱中，

《開羅宣言》排除條約、公約或協定等正式名稱，

而使用非正式之宣言，

不難推斷與會者應較無產生法律拘束力之主觀意願，

特別是《開羅宣言》中提及部分領土之處置問題，

如此重大領土主權議題，在以和平手段處理（如買賣或交換）時，

當以條約或協定規範；而若因戰爭手段產生，

則亦必然以戰後之和平條約或協定處理。

第二、

就用語方面，《開羅宣言》使用：

「發表集體聲明如下」（The following general statement was issued），

此與欲產生拘束力之「爰議定條款如下」（Have agreed as follows）截然有別。

又最後確認部分，

一般產生法律拘束力文件用語是「謹簽字於本公約，以昭信守」；

但《開羅宣言》不僅三國領袖未予簽署，

且結語作「基於以上各項目的，

三大盟國將繼續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鬥，

以獲得日本無條件之投降」云云；

綜觀通篇文字亦非以法律模式，

如以條款項目等條文呈現，在在使《開羅宣言》用語較像戰時宣傳文件，

而非法律文件，誠難輕言有產生法律拘束力之意涵。

第三、

相關國家之後續解釋與實踐：

中國政府確實一再宣稱《開羅宣言》是條約，

但該文件另外兩造之英國與美國，則不如此認定。

一九五五年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

正式書面陳述《開羅宣言》

僅是「意向聲明」（a statement of intent）；

至於美國國務卿「杜樂斯」（John Dulles）同樣否定《開羅宣言》是條約。

一九五○年代，

美國向聯合國秘書處登錄條約時，

僅登錄《日本降伏文書》，

剔除《開羅宣言》，

更證明美國亦不認為《開羅宣言》是有法律拘束力文件。

謊言重複千遍仍是謊言

執政者與北京政權相一致，

一再宣傳《開羅宣言》條約論，

強調中國藉此取得臺灣領土主權，

現今又要將之置入教科書，排擠不同思維，

以如此背棄基本的法律與史實「教化」後代，

不免讓人想到

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

「如果你的謊言範圍夠大，並且不斷重複，人民最終會開始相信它」。

在撥亂反正的口號下，在瀰漫中國塵霾的空氣中，

不知往日高喊蔣總統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歲月，

是否又將君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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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

「如果你的謊言範圍夠大，並且不斷重複，人民最終會開始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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