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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式微,誰來主導世界新秩序

2013年11月22日

 

美國式微,
誰來主導世界新秩序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22/c22cohen/zh-hant/

 

羅傑·科恩

 

倫敦——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在《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中寫道:

「危機恰恰在於,舊的東西已經死亡,但新的東西尚不能誕生。

在這種空白時期,會出現許多不同的反常現象。」

 

眼下,

世界正在再次經歷一個空白時期,

因為老牌列強專註於自身問題,

新興的大國又無意參與全球事務,

這個世界搖擺不定。

 

後9·11時代結束了,

留下了一個疲憊不堪的美國。

 

反常現象包括:

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不能正常行使職能,

敘利亞的流血衝突仍在持續,

美國經濟令中產階級受到擠壓,

歐洲年輕人失業率高企。

 

但是有人想接過超級大國的旗幟嗎?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83%的美國人認為,

總統應該把精力集中在國內政策上,

6%的人認為他應該優先側重外交事務。

 

這創下了皮尤調查「國家優先重點」15年以來,

人們關心外交政策的最低記錄。

 

2007年時,

39%的人認為總統的首要重點應該是國內事務,

40%的人認為是國外事務。

 

就是在這種國民情緒的推動下,

美國從伊拉克撤軍,

即將從阿富汗撤軍,

在最後關頭放棄對敘利亞進行軍事打擊,

並可能很快與伊朗在核問題上達成臨時(且相當不錯的)協議。

 

如果有哪個說法被美國人牢記在了心裡,

它來自於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

「以後,凡是建議總統把地面部隊再次大量派往亞洲、中東或非洲的國防部長,

都應該像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巧妙指出的那樣,

去『檢查一下腦袋』。」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斷送的大量生命和財富

——美國想要忘記,

而非設法去紀念的這些戰爭

——部分解釋了美國「向內轉」的原因。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

人們感覺到,

某些東西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被扭曲了,

對於很多人而言,

辛勤工作和回報之間,

似乎已經失去了關係。

 

但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原因:

人們已經發現,權力正在轉移,

因而希望美國在魯莽行事10年之後,

現在能夠節約使用資源,

這是一種非常美國式的實用主義,

 

筋疲力竭的大英帝國在氣數衰落時,

把全球霸權交給了美國,

那是一個相對順暢無縫的過渡,

好像是堂兄弟之間的交接。

 

如今,

美國焦頭爛額的遭遇讓大家幸災樂禍,

但沒有人想要接過權杖。

 

歐盟的雄心從未如此受到局限。

 

內部的問題,

特別是那些跟歐元有關的問題,

消耗了它的精力,

讓它已經失去了凝聚力。

 

在可預見的將來,

歐洲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去討論它的內部架構問題,

而不是定義外部目標。

                                              

作為融合計劃發動機的法德聯盟,

已經脆弱到了接近破裂的程度。

 

德國不再那麼需要法國,

而且已經拋開了很多相關的情節,

但由於歷史原因和它專註於自身的態度,

德國的影響力無法與其實力處於同一級別。

 

它的所作所為足以防止歐洲崩潰,

但不足以讓歐洲重新獲得動力。

 

美國「向內轉」的時候,

歐洲也專註在內部事務上,

除了自身危機之外,

它無法在任何危機中發揮領導作用。

 

而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

首先是一股破壞力量,

仍然受到這樣一個概念的推動:

援引普京的說法,

蘇聯解體是「那個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俄羅斯的雄心壯志就是將時鐘往回調。

 

中國作為這個沒人想要的世界的未來繼承人,

幾乎沒有在敘利亞問題上說出任何話,

在伊朗問題上就說得更少了。

 

它的口號是「穩定」,

着眼於在本世紀中葉達到完全發展階段。

 

中國仍然需要美國在亞洲作為一種制衡力量。

 

它在避免美國出現經濟崩潰上有着巨大利益。

 

和平崛起意味着謹慎的崛起。

 

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

眼下對給世界打造新的組織規則都沒有表現出太大興趣。

 

也許,

這些規則現在由技術、社交網絡和個人理想

這些地緣政治傳統觀念之外的因素來定義了。

 

但是,

這只是「我們對眼下世界的空白期還知之甚少」的另外一種說法。

 

現在距離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總統

將朝鮮、伊拉克和伊朗

稱之為「邪惡軸心」僅僅才過了十多年,

那是一個不適當的說法,

孕育了災難性後果。

 

自那時起,美國已經受到了很多慘痛教訓。

 

可能與伊朗達成的協議,

以及德黑蘭和華盛頓之間關於一系列問題的對話,

遠遠超出了核問題的範疇。

 

伊朗革命是一場反對西方霸權的革命

(就像核計劃首先代表的是對技術自主能力的宣示一樣)。

在30多年的時間中,對立佔據了上風。

 

如果美國和伊朗能夠達成一些和解,

它將是很長一段時間中最有力的信號,

表示美國願意重新考慮

自己在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所採取的全球戰略。

 

空白時期是危險的

——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好用新的方式來思考已經變化的權力結構的話,

它還會變得加倍地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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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son Chen · 留言最多的人

 

19世紀的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說此名言:
 
[英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Britain has no permanent friends, nor permanent enemies.
She ha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美帝國為了其國家利益,通常是無所不用其極,
 
薄瑞光的這席話,台灣人不必在意。
 

[ 相關 ]

印度的問題源於英國 [ 英國《金融時報》讀者: dos123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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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ern Civilization,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 Mahatma Gandhi

 

有人問  甘地 ( Mahatma Gandhi )

對於「西方文明」( Western Civilization ) 有何看法,

他回答:「這也許是個好點子」

(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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