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大國”？

中國已成為世界大國。

即便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還很低，

但構建一個缺少中國的世界和東亞秩序則是難以想像的。

然而，若是問起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大國”，

或者今後“將成為怎樣的大國”，

恐怕連中國領導人也無法完全把握。

儘管如此，

生活在中國的人們無疑感受到了各自所處環境的變化

和他們眼中景象的變化，

而且可以肯定，他們在感受現時變化的同時，

還總是抱著對未來的希望與不安。

另一方面，

正如聲稱“中國本來如何如何”的論調那樣，

相對於中國的變化，有些言論更傾向於關注其連續性、共同性，

力求指出“中國的本質”。

同時，還有一種觀點認為

“中國具有多樣性，所以諸如‘中國如何如何’

這類將‘中國’作為主語的討論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

這些觀點雖然都有切中要害的一面，

然而，無論是“中國本來如何如何”的論調，

還是“不存在中國如何如何”的觀點，

或許都反映了一種逃避揭示中國當下現狀的傾向。

“真實的中國”？

在解釋說明中國之際，

人們常用到的一個表述是“必須把握‘真實的中國’”，

而且這已成為日本國內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們反覆強調的警句。

這是一種告誡，

即針對幅員遼闊且呈現多樣化差異的中國，不能“盲人摸象”，

僅憑自己看到的中國的某一面就以偏概全地評論“中國如何如何”；

同時它又是對兩個極端，即以個人的政治信條過度讚美文化大革命，

或是一提到中國就詆毀謾罵的一種批評。

但是，說到什麼才是“真實的”？

這個問題就複雜了。

究竟什麼是“真實的”？

它由誰來如何判斷呢？

按道理而言，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本質”，就無法明確是否“真實”，

因此，這或許是一句沒有答案的警句。

當然，把握“中國的本質”也並非易事。

難以估測的“中國風險”

對於中國的未來，一直存在著一種“不確定性”。

它源自於中國自身的變數之多，以及資訊公開的局限性等。

然而時至今日，

以往一直被視為“常量”的因素也開始向“變量”轉化。

從政治上看，

存在著共產黨未來是否繼續執政這一關鍵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無疑是困難的。

不過，

正如（本網站）“中國國內問題”專題中富坂先生闡明的那樣，

共產黨政權的國內統治正面臨嚴峻問題，

今後肯定會採取旨在“延長壽命”的各種政策。

但是，在集體領導體制下，無望形成強勢的領導力。

利益集團也呈現多元化，從而更難採取一致性的行動。

如實反映這種共產黨政權形象的，正是其“統治”形式。

共產黨政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統治（govern）著“中國”呢？

看一看本專題中阿古女士描述的農民工問題就會發現，

中國國內湧現出各種不平等現象，

政府卻在強硬地壓制力圖糾正不平等現象的社會運動。

長期以來，

支撐共產黨政權的基礎是革命和民族主義思潮，

然而最近20年則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富裕”。

這種“富裕”不僅讓共產黨幹部從中受惠，

更是牽引了這個國家和政權，

但它催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正逐漸成為政權的致命傷。

但是，正如本專題中梶谷先生論述的那樣，

長期處於“過剩資本投資”狀態的共產黨政權，

其經濟政策已經達到極限，要解決眼前的諸多問題，

可謂難乎其難。

另一方面，

我們還不可忘記，中國最大的風險在於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

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超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

鑑於中國的移民政策比日本更加嚴格，

且長期以來還將人口規模作為國力的基礎等因素，

所以今後也有可能放寬人口控制政策。

至於環境問題，

正如本專題中上田先生指出的那樣，已到了相當嚴峻的地步，

包括日本及其它國家的援助方式在內，

已成為中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作為鄰居的中國

日本是中國的鄰國，

這種地理位置上的聯繫是無法迴避的。

相對距離較遠的歐美國家可以單純關注如何與中國合作，

但作為鄰國的日本則不可能只談合作。

從此次圍繞尖閣諸島（釣魚島——譯註）的對立中也能看出，

日本所處的地位尤其容易受到“中國風險”的影響。

日本需要做的，是準確把握這些風險，採取相應措施，

盡可能避免蒙受損害。

其次，

為了努力減少這些風險，還應對中國開展必要的工作，

並防範由這些風險帶來的諸多問題。

不過與此同時，

我們還必須將中國未來的各種可能性納入視野。

比如，不僅僅是努力建立政府間的良好關係，

還應該全面均衡地關注中國國內各種群體的存在，

與不同觀點的人和組織構建更好的關係。

相對於今天，

戰前的日本在某些方面更擅長與如此多樣化的中國打交道。

侵略和戰爭應當反省，

但我們已經迎來了這樣一個時代，

即需要在歷史中學習如何把握中國、如何與中國交往，

剛柔並濟，

多層次多角度地與中國交鋒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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