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來鴻：選舉政治中的隱憂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10/08/100826_twletter_election_politics.shtml

王超華  台灣自由撰稿人

花博和五都選舉，

呈現出台灣內部互相矛盾的兩個面相。

這個夏季的台北街頭，

造勢的氣氛撲面而來，

將公共視線聚焦於今年年底的兩大事件：

預定於今年十一月

到明年春季舉行的台北世界花卉博覽會，

和年底即將舉行的「五都」選舉。

我上班路上，兩邊各有一片地，

原來碎碎分割，

都是附近居民的小菜園。

幾個月下來已經改觀。

一邊成了公共休憩綠地，

另一邊竟在山腳下建起巨大花房，

新栽的樹雕和盆景已經開始吐蕊。

最近在花房側面突兀聳立起來的三四幅大型廣告牌，

卻和花博沒什麼關係。

對著過往車輛和行人招手微笑的，

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市長、議員候選人。

選戰開場了。

花博和五都選舉，

呈現出台灣內部互相矛盾的兩個面相。

花博對外，

台灣顯示著自己的開放心態和熱情友好。

選舉對內，

民調和選情預測上錙銖必較，

文宣和政評劍拔弩張，

在在糾結於兩大政黨選票之爭，

倒好像世上再沒有別的重要議題了。

惡質選舉政治，

使得執政黨官員面對社會批評時，

竟能坦然回答：

這是上任政府的決議，

我們只是繼續執行——

莫非政黨立場只在推卸責任？

難道不需要對社會有所交代？

心態的封閉令人震驚。

惡質選舉的重商傾向

不消說，

惡質選舉政治並不僅限於執政的國民黨，

在野大黨民進黨同樣是眼睛緊盯選票。

無論是選戰中還是立法院平時議事，

兩黨爭相求利、

同時忽略社會願景的狀況，

時有發生。

例如，

年初立法院辯論產創條例和稅改時，

兩黨互相叫勁，

比著誰能為工商財團和高收入階層帶來更多減免，

造成目前人均稅率偏低而薪資稅收佔總額比例奇高，

且政府負債運行的結果。

最近行政院主計處公布數據，

台灣基尼指數雖然仍在0.4%以下，

比大陸接近 0.5%的情況要好很多，

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

也引起社會批評。

論者重提稅改時，

兩黨對此卻都避而諱言。

再如，

苗慄縣徵用大埔農地，

出動「怪手」鏟除即將收獲的穀物，

引發全社會震驚。

但就在農民夜宿總統府前抗議之時，

兩黨在立法院輕易放棄辯論，

草率通過有減損農田、

加速城鎮化隱憂的「農村再生條例」。

條例保證的1500億台幣政府投資，

普遍認為主要將由地方財團和政治派別勢力受益，

農民對此並沒有直接發言權。

行政獨大是制度原因

苗慄大埔毀田事件，

同時暴露出惡質選舉政治在制度上的成因，

是台灣政體長期以來的行政獨大。

「怪手」毀田和夜宿抗議之後，

雖經行政院長吳敦義幾次出面協調，

但苗慄縣府仍然持續開挖，

原進駐廠商並未要求的大埔農地，

如今已是建築工地。

眼看家園不保，

一位老婦服農藥自盡，

也未能改變農民自救會在整個事件中的劣勢地位。

由於此案和各地多起類似案件，

不少學界人士已經開始檢討，

為什麼台灣的《土地征收條例》

不能保護人民私有財產。

如果從選舉政治來看，

政治人物一旦當選行政首長，

只要在最低限度上能夠聲稱是「依法行政」，

社會輿論其奈我何！

一旦經過了選舉程序，

行政機關似乎天經地義地代表了社會公益，

這恐怕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障眼迷思之一，

也是目前行政偏袒財團利益卻難以糾正的根源之一。

財團利益不等於公益

台灣政黨政治有民粹傾向，

早已名聞天下，

兩黨之間也不乏互相攻擊民粹的言辭。

但其中袒護財團利益的傾向和內幕，

卻還遠遠沒有得到充分揭露，

更缺少深刻辯論。

兩黨政治人物在這方面也都頗為「敢言」。

最近高等行政法院裁決

中部科學園區三期環境評估不符程序，

必須立即停工。

總統馬英九表示不滿，

認為事關信賴保護利益。

從選舉政治的角度看，

這種說法似乎假定：

民選政府「當然」代表公共利益，

民眾必須服從行政，

才能維護政府誠信。

設若如此，

則一張選票，

就出賣了底層民眾

和公共輿論所有干預政治的可能性。

此外，

年底選戰剛剛揭開帷幕，

候選人發言已經是咄咄逼人。

不止一位參選者，

指責對方招商引資缺乏誠意；

台灣首富郭台銘的名字頻頻出現在競選演說中，

能否為他和其他財團提供更好的優惠，

成為地方經濟發展願景的指標。

這樣的招商引資究竟是否能有益鄉里，

卻沒有扎實的辯論和證明。

新聞監督的層次缺陷

長期關注農地征收問題的學者徐世榮指出，

徵地背後的深層原因是農地不課稅，

地方政府要增加收入，

改變農地性質，

成為最簡捷也是最有增收潛力的方式。

工業區開發僅是個幌子。

可是這樣的分析卻很難見諸報端。

民間團體和政府機構上周末聯合召開土地征收座談會，

徐世榮痛陳農民找不到說理的渠道，

無數地方自救會的電話打到學者辦公室。

我不禁聯想到朋友對台灣新聞的抱怨：

這樣一個小島，

竟有7家新聞電視頻道，

24小時滾動播放。

可是，

在這樣密集的新聞播放中，

卻幾乎看不到任何深度調查。

不要說西方媒體，

即便是在大陸的持續政治高壓下，

多年來也延續著一條報告文學開創出的深度調查傳統。

為什麼

台灣的言論自由，

卻不能滋生出民主政治

必不可少的深層新聞監督呢？

面向世界的台北花博開展時，

很希望台灣的選舉政治也能夠有面向世界、

更為開放的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