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5日 07: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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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裡•諾裡斯(Barry Norris)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資產管理公司

Argonaut Capital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

資產管理公司Argonaut Capital的創始人和CEO

巴裡•諾裡斯

中國經濟已過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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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個蘇聯帝國已經土崩瓦解的時代，

大多數人很難意識到曾幾何時蘇聯經濟是一個世界奇跡，

而不是社會主義失敗的代名詞

－－那時，赫魯曉夫用鞋子敲著聯合國的主席台，

宣稱：‘我們將會埋葬你們。’

他不是在炫耀軍事，而是在炫耀經濟。”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1994)

1959 年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訪問美國時，

蘇聯錄得的驚人經濟增速普遍

被視為對西方民主資本主義模式霸主地位的挑戰。

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

——如拖拉機產量

——令西方意見領袖目瞪口呆。

《新聞周刊》(Newsweek)警告稱，

蘇聯很可能已經“走在從經濟上主宰世界的大道上”。

克魯格曼的經濟學分析似乎表明，

解釋這種“經濟奇跡”其實很簡單：

“投入的快速增長：就業擴大、教育水平提高

以及（最重要的）物質資本的大規模投資”，

而致使蘇聯經濟模式後來崩潰的原因是其未能增加

“每單位投入的單位產出”。

由於生產率不斷下滑，

蘇聯經濟增長隨著投資回報的減少而不可避免地放緩。

這或許與人們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看法有相似之處？

中國迄今的經濟模式是，

將其自身打造成世界成本最低的製造商

——通過以空前的規模利用廉價農民工勞動力，

然後把出口帶來的經常賬戶盈餘重新投入同樣

空前規模的資本支出熱潮。

因此，隨著廉價農民工勞動力供應放緩，

隨著投入製造業、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的資本超出可持續的利用率，

結果是（在生產率沒有相應提升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減速。

鑒於這種經濟模式要求將過剩儲蓄重新投入新的生產，

消費將保持相對低迷。

就像上世紀50年代之後的蘇聯，

這種經濟模式遲早會在某個臨界點上停擺。

中國應對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舉措

——一項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 16%的刺激計劃

——如今被廣泛視為一項政策失誤。

地方政府得到了大量銀行貸款，

用於為基礎設施、住房及製造業的資本支出提供資金，

以便實現上級規定的 GDP目標。

2007年至2011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翻了一番，

一半以上的銀行放貸被投入基礎設施項目。

很大一部分資本形成是非生產性和浪費的。

刺激計劃還使得地方黨政官員通過

侵占土地出讓收入、收受回扣

以及染指承接項目的建築企業的所有權來中飽私囊。

這帶來了官場精英群體的炫耀性消費熱潮，

以及隨後以“反腐敗鬥爭”為形式的強烈反彈。

中國銀行業也遭到削弱。

任何主要經濟體都無法在不出現資產質量迅速惡化的情況下，

維持30%的年度貸款增速。

中國銀行業普遍不願承認不良貸款：

發放給不盈利或資不抵債的借款人的流動性只是被滾轉，

因此，真實的不良貸款率很可能在兩位數，

而僅為2%的官方數據難以令人信服。

往好了說，中國的銀行體系將發現自己缺乏股本，

無法向支撐可持續經濟增長的盈利企業分配資本。

在最壞的情況下，

對爛透了的腐敗銀行體系缺乏信心

將導致市場對中國資產全面喪失信心。

如今各方普遍認同的一點是，

在降低各種經濟活動過剩產能的短痛與更高效率分配資源帶來的長期收益之間，

是存在取捨的。

然而，很難看到這些產能被關停，

因為“僵屍”企業的融資往往是由受地方政府影響的地方銀行提供，

而地方政府不願看到當地出現失業和不安定。

這種結構性產能過剩的一個症狀是，出廠價格正在以兩位數的年率下跌。

只是在借助這個很大的GDP平減指數調整名義產出之後，

才能辯稱中國製造業仍在對整體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這些過剩產能至少有一部分可以通過出口消化。

但中國已不再是世界成本最低的製造商，

不僅是因為額外的廉價勞動力供應已經減少，

人民幣（由於盯住美元）相對亞洲其他貨幣也已大幅升值

（在貿易加權基礎上，過去五年升值30%)。

北京方面將強大而穩定的匯率視為在政治上可取：

部分原因在於對人民幣成為國際硬通貨聲譽的渴望，

也是因為對本國的經濟前景缺乏信心

（讓人民幣貶值就暴露了這一點）。

中國的經濟模式如今正處於危機之中。

因此，我們要問的是：

中國是否同1959年的蘇聯一樣已經走過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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