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6日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50806/c06economist/zh-hant/
RAVI SOMAIYA
Simon Dawso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倫敦街頭《經濟學人》的報攤廣告。
該雜誌小心翼翼地避開它所強烈捍衛的自由市場力量。
《經濟學人》股份出售，報道風格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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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記者們半開玩笑地
用一個假想的完美句子來形容這份新聞與商業周刊。
以下是某個例子。
「錯。」
曾於1990年代在《經濟學人》工作過七年的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
和2006年之前一直在那裡從事編輯工作的比爾·埃莫特(Bill Emmott)表示，
這意味着開場白中概括的是普遍觀點。
它進一步假定，文章作者擁有足夠的智慧，
只用一個詞就可以進行駁斥。
隨後的段落會繼續闡述一個更加敏銳、微妙的論點。
2005年離職的克利韋·克魯克(Clive Crook)為該雜誌工作了23年。
他說他聽過另一種對《經濟學人》風格的戲謔式描述，
「先簡化，再誇張。」
這種獨特的風格通常帶着尖酸的英式輕描淡寫
——最近有一篇文章形容英國一位勛爵的行為是「與妓女們廝混」，
貫穿於《經濟學人》精鍊的新聞摘要、深入的分析報道及古怪的題外話之中。
儘管普遍被當做雜誌，
但《經濟學人》仍自稱報紙。
它的文章沒有署名。
它獨特的圖片說明
（如：
「你就是我想要的錢」[You』re the Yuan that I want]）吸引了一批忠實的擁躉。
關於目標，它的網站在描述宗旨時做出了概括，
那就是：
「在推動進步的智慧，與阻礙進步的膽怯無知進行殊死較量時，參與其中」。
正是因為有這些怪癖，
或者說儘管有這些怪癖，即將迎來所有權變更的《經濟學人》，
佔據着令人艷羨的地位。
數十年來，《經濟學人》一直持續盈利。
對堅定支持自由市場的它來說，這或許是應該的。
其年報顯示，在3月31日結束的財年，
經濟學人集團(The Economist Group)的收入超過5億美元，
盈利約9300萬美元。
儘管為私人所有，但該公司每年春天都會公布財報。
《經濟學人》的發行量已經從2006年的大約 100萬份，
提高到了2015年的160萬份。
它觸及的受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過良好教育，
會乘坐私人飛機參加國際會議的富裕人群。
它的崇拜者眾多，
其中包括前紐約市長邁克爾·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
另一方面，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貶低它是「歐洲金融貴族的喉舌」。
作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
形容它是在「向我們這個大陸兜售自作聰明的英格蘭觀點」，
完全被那些努力顯得博學又世故的人，
當成了時尚配飾。
關注政治和文化題材的作者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總體上同意這個觀點。
他把它叫做「一種面向上層階級的《讀者文摘》」。
即將到來的所有權變更不太可能解決相關爭論。
教育公司培生集團(Pearson)已經將經濟學人集團50%的股份掛牌出售。
CQ Roll Call即屬於經濟學人集團。
為了精簡業務，
培生集團前不久將《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出售給了日本經濟新聞社(Nikkei)。
據兩名熟悉情況的人士稱，培生正在同《經濟學人》現在的股東談判，
包括投資公司Exor。
控制該公司的阿格內利(Agnelli)家族已公開表示，對這筆交易感興趣。
沒有消息顯示垂涎該刊的其他人參與了角逐，
這或許是因為該公司有複雜的信託機制。
這一機制實質上確保了公司不會被熱衷於強行施加自己意願的老闆接手。
經濟學人集團有四種股份：
僱員、前僱員和公司創始成員所持的普通股份；
卡德伯里(Cadbury)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和施羅德家族(Schroder)等顯赫股東持有的A類股份；
約佔一半的B類股份，也就是待售的那些股份；
以及信託股份。
信託股份控制着A類和B類股份的轉讓，
由包括谷歌執行總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內的受託人持有。
受託人的責任是確保「公司的所有權持續獨立，
以及《經濟學人》的采編獨立」。
換句話說，
這個制度小心翼翼地保護着《經濟學人》，
讓它免受自己不遺余力為之辯護的自由市場力量的左右。
（埃莫特聲稱，這樣的立場並不矛盾，
因為《經濟學人》不反對私營企業以自認為合適的方式管理自己。）
《經濟學人》創立於1843年，辦公地點位於倫敦市中心，
離麗思酒店(Ritz)不遠，步行去白金漢宮稍遠一些。
該報從事經營工作的員工，
搬到了頗受金融企業青睞的現代辦公區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時，
新聞采編人員拒絕搬遷。
克魯克稱，
《經濟學人》的記者要麼短暫地待一段時間後發現這裡不適合，
要麼一待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
後來在《連線》雜誌(Wired)擔任主編的安德森表示，
《經濟學人》的文化是建立在辯論的基礎上的。
在他擔任編輯期間，每周一上午，
員工都會聚集在主編辦公室里，通過辯論的方式，
確定下期社論的主幹。
「是牛津辯論協會的那種典型方式，」他說。
「我從沒見過更需要腦力的精英管理方式。
人們為什麼視《經濟學人》的觀點為最終結論？答案就在這裡。」
後來升任副主編的克魯克說，不署名這一點也塑造了《經濟學人》。
「有一種真正的我們都融為了一體的感覺，」他說。
寫稿的人會進行編輯，編輯也會寫稿，這會讓雙方相互體諒。
而且作者也可以撰文討論一些出人意料的話題，
因為讀者不會把他們的名字和某一個話題聯繫起來，
比如最近一篇題為「跳康茄舞的女友」(Girlfriend in a Conga)的文章，
就講述了歌手莫里西(Morrissey)在墨西哥頗受歡迎的情形。
埃莫特表示，
《經濟學人》廣受歡迎是因為它對英語言的傳播、
冷戰的結束，以及中國和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崛起，
均做出了回應。而這些又都被互聯網的影響放大了。
他說，《經濟學人》已經變成了「全球化時代的內行刊物」。
克魯克表示，其中的關鍵可能是言簡意賅。
「主要是，」他說，「不要浪費讀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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