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2月04日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04/c04gao/zh-hant/
高雨莘生於北京，
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系碩士研究生。
高雨莘
中國變本加厲的言論審查
=====================
北京——去年11月初，
北京主辦亞太經合組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會議期間，
市政府官員關閉了數百家工廠，禁行了數百萬車輛，
為的是清除往常蒙住天空的霧霾。
但是當一天污染飆升，
根據美國大使館的測量達到了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安全警戒線的六倍時，
中國官員使出最後一招：
他們果斷地直接從智能手機應用和國內網站中
刪除了美國的統計數據。
我在美國的大學看到這則新聞後，
和北京的朋友開玩笑說，
這讓我想起小學時學到的成語「掩耳盜鈴」：
一個人想從別人家偷一口大銅鐘，
為了方便帶走，
他決定用鐵鎚把銅鐘敲成碎片，
但又害怕發出的聲音可能驚動主人。
於是，他塞住了自己的耳朵，
以為這樣一來，其他人也不會聽到聲音。
中國信息控制的行動背後自欺欺人的本質
一直招致人們的嘲諷和懷疑。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在2000年曾將中國互聯網審查制度
有名地比作「試圖將果凍釘在牆上」。
但隨後幾年的狀況已經證明，
中國審查機構對這個看似痴人說夢目標的執着投入
已經將它轉化為嚴峻的現實，
將每一位中國公民囚禁其中。
去年，
包括Instagram和Line在內的幾個外國的社交媒體app逐一倒在審查者刀下，
加入了包括Facebook和Twitter在內日趨擴大的在中國被封網站的名單。
屢遭中國官方騷擾的谷歌(Google)
也在去年12月底目睹Gmail在中國的服務受到阻攔。
最近幾周，
官方又開始對虛擬專用網絡（virtual private networks，簡稱VPN）下手。
VPN是一個技術上的「空子」，
許多中國居民一直依賴它來訪問被防火牆(Great Firewall)屏蔽的內容。
在國外學校放假期間回到中國感覺越來越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在這裡，
世界其他國家的同齡人們用來相互聯絡的互聯網工具
被嚴格管控的中國版本所取代；
一句對共產黨的溫和批評也可能招來警察的質詢或監禁。
主流媒體和出版行業也正承受着的攻擊。
業內人士用「三個T」
——天安門(Tiananmen)、西藏(Tibet)和台灣(Taiwan)
——來總結禁忌話題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
我在出版社當編輯的媽媽在過去數月，
已經有數個申報重大選題的圖書項目被上級拒絕。
這些書的題材
——包括佛教和同性戀
——過去往往能比較輕鬆地繞過審查。
審查範圍也並不局限於政治敏感事件。
最近，
一部關於中國第一位女皇帝的電視劇遭到停播，
其原因僅僅是人物的衣着暴露。
這些看似滑稽的審查制度
偶爾會促使人們集體提出對透明度的訴求。
然而更多時候，
它只會剝奪人們溝通的渠道，導致大家彼此疏遠。
正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發生的民族暴力去年奪取了數百人的性命，
然而由於政府對媒體報道的限制，
其中的細節或許永遠也無法為外部獲知。
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在大陸僅受到了粗略報道，
其中抗議者被稱為受「外國反華勢力」挑唆的「激進分子」。
中國大陸其他團體
——從農村的上訪者到自由派知識分子
—— 也在經受着逐漸萎縮的輿論空間。
這種信息壟斷已經促使誤解在人群中普遍滋生。
在我遇到的中國人當中，
很少有人願意反思共產黨在新疆的壓迫政策
可能是引發最近的流血事件的原因之一。
相反，
絕大多數人和我在最近烏魯木齊碰到的一位的士司機抱有類似看法，
堅信這些襲擊事件只是「被極端思想洗腦的野蠻維吾爾人」的暴行。
同樣地，
許多大陸人儘管對香港抗議者的訴求一無所知，
卻毫不遲疑地質疑他們的動機，
或者嘲笑他們的天真。
去年年初，
一群曾是紅衛兵的年長女性在沉默數十年後，
為她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行為表示了公開道歉：
她們當時就讀於北京一所著名高中，
學校的副校長被群毆至死的事件
成為了文革最臭名昭著的慘劇之一。
這件事在網上引起的廣泛討論很快被當局關停。
但是，短暫爆發的公眾評論中少見寬恕之意。
由於缺乏一個理性對話平台，
人們難以理解悲劇背後深層政治原因，
相關討論演變成了針對個人罪行的人身攻擊。
在我最近與這些女性會面時，
其中一位問到我和我的朋友如何看待她們的道歉。
當我告訴她我大多數的同齡人都對此事漠不關心時，
她陷入了沉默。
我的高中課本中布滿了關於「祖國母親民族和文化團結」的蓬勃描述。
然而在現實社會，
每個人帶着自己的希望和憤懣被關禁閉，
整個社會的支離破碎卻是對課本描述的殘酷嘲弄。
中國領導人或許以為將這些申訴相互隔絕
能幫他們遏制整個社會的不滿情緒。
事實上，這樣做只會帶來信任缺失，最終會損害共產黨自身的公信力。
共產黨強硬的審查策略，
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他們對於自身應付公眾不滿情緒能力與日俱增的焦慮。
在報紙社論和政治會議上有關「中國夢」的宏篇大論背後，
是充滿對後蘇聯式「顏色革命」擔憂的竊竊私語。
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末放鬆了對媒體的管控，
導致破壞政局穩定異見的大量湧現。
然而中國領導人在決心吸取蘇聯解體教訓的同時，
似乎也同樣擔心自身的管控策略會帶來適得其反的後果。
在新年前夜上海發生的導致36人喪生的踩踏事件過後，
審查者迅速採取措施限制公眾討論。
在哀悼現場，遇難者的親屬都有便衣警察陪同。
連哀悼也變成了顛覆行為，
一些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嘲諷道。
當局擔心遇難者獲得的廣泛同情可能會激發公眾對政府的憤怒情緒。
掩耳盜鈴的人現在似乎加快了步伐。
與其希望其他人沒有聽到聲響，他或許正忙着看路，
祈禱在倉促逃脫中不要絆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