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可怕的風險就是主政者的決策風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oct/14/today-s1.htm

企業經營與管理的實務中，「決策風險」與「風險型決策」這兩個重要的概念，是企業領導人與重要幹部必備的基本認識。

所有的企業界在致力規模壯大、營收擴增的過程，幾乎每天都在面對下列的決策考驗：

這個決定具有多少「決策風險」？

以及現在是不是採取「風險型決策」的最佳時機？

換言之，「決策」與「風險」是劃上等號的同一件事，上位者如果不能同步思考，公司經營的前景必然危殆。民間的事業體如此，國家的治理何嘗不然？

所謂「決策風險」，指的是在決策活動中，由於主、客體等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存在，而導致決策活動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可能性及其後果。因此，如何降低決策風險，減少決策失誤，一直以來都是追求成功者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至於什麼是「風險型決策」？則是指決策者對決策對象的自然狀態和客觀條件比較清楚，也有比較明確的決策目標，但是實現決策目標必須冒一定風險。既然如此，決策目標的設定是否正確？達成目標的方法是否具有可行性？就成為風險是否可在控制之內的關鍵。

國際間最近發生了一連串讓人目不暇給的大事，非常值得提供給四面朝向海洋的「世界島」台灣做為如何計算風險的教材，這些案例完全符合風險通常不可預期、但卻可以依據經驗找出箇中規律的特性，而且無比的真實。

首先是持續面臨考驗的中日關係，最近日本官方公布了八月份的國際收支狀況報告，敏感的日本人發現：一向買進日本國債的中國，竟然開始大量賣掉償還期一年以內的短期債，使得佔日本短期國債大半比例的中國對日證券投資，在八月的賣出額竟比買入額高出二兆多日圓（約八千二百億台幣），由於當時正值中國為日美在東海軍事演習不滿咆哮之際，中國此一投資變動立即被部分日本人懷疑是具有政治意圖的恐嚇。

日人之所以這樣聯想，道理很簡單，例如「朝日新聞」就舉了最近信用發生問題遭受打擊的希臘國債為例，指出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與希臘總理巴本德里歐會談後，就承諾要購買希臘國債，可見依據中國的思考邏輯這絕不是一件單純的經濟投資事項，中國的動作總會把政治目的計算在內。

「朝日新聞」最近並且同時「示警」：九月初，在釣魚台海域又發生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擦撞事件，中國的投資狀況如何，將在九月份的統計看出。可見，日本輿論界在觀察中國這個集經濟利益、安全威脅於一身的龐大鄰國時，是如何的戒慎恐懼。而事實上，日本政府也證實，自釣魚台事件後，雖然中國對日本貨物進口通關問題已有改善，但對稀土的出口管制依然未見舒緩。

另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例是，位於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在上週宣布將把和平獎頒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大家都知道諾貝爾委員會的成員雖然是由挪威議會所任命，但它卻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組織，這個常識唯獨中國不知道，也不願意相信國家怎麼可能不掌控一切，不但事前施壓挪威政府與諾貝爾委員會不得頒獎給劉曉波，事後在惱羞成怒之餘，居然把整起事件提升到國家對國家的最高層次，不但立刻召見挪威駐北京大使抗議，原訂昨日與人在上海的挪威漁業部長伯格漢森的部長會談，也臨時取消，甚至正在談判的中挪自由貿易協定亦因此延宕。對中國來說，政治、經濟、人權全無二樣，必須對中南海權力當局服務。

台灣如果認為兩岸「血濃於水」，不會同享日本、挪威的「待遇」，那就大錯特錯了。

新近在越南舉行的東南亞國協國防部長加八會議期間，十個月前因為美國對台軍售中國片面宣布暫停中美軍事交流後，美中兩國國防部長終於首度在河內見了面，結果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一見到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劈頭講的就是台灣問題，關切的依舊是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是阻礙兩軍關係全面深入發展的重要原因」。

對於台灣來說，中國正是影響生存發展最大的外部風險，所有的對中政經政策都是「風險型決策」，而台灣的「決策風險」有多高？

依據國家實力與地緣關係，顯然比日本、挪威都更大。

因此，如果我們的主政者是一個不能謹慎評估「決策風險」、動輒貿行「風險型決策」的人，那麼全民都將淪為其豪賭的籌碼，隨時有可能因為誤判而被輸在牌桌之上，則這樣的主政者，豈不也是台灣最可怕的內部風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