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歷史的不同後果

http://www.dw.de/%E6%AE%96%E6%B0%91%E5%8E%86%E5%8F%B2%E7%9A%84%E4%B8%8D%E5%90%8C%E5%90%8E%E6%9E%9C/a-17028029

媒體看中國

 

殖民歷史的不同後果

 

香港人在反抗中共管制中產生了新殖民心態,

它與台灣的本土意識有何異同?

 

印度和中國都迎來殖民歷史紀念日,

歷史與現實的糾葛變得更加複雜。

 

(德國之聲中文網)

台灣和香港都經歷長時間殖民,

同樣有著久遠的中華文化、得益於殖民主義引入的現代製度,

亦受到崛起中的中國進逼和控制。

 

台灣的本土意識(作為台灣人)推動了1980年代民主化,

而民主化倒過來又加速政治體製本土化,

兩者相輔相成。

 

為什麼香港這邊不一樣?

香港《明報》刊發袁瑋熙、何雪瑩

對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吳叡人的訪問。

 

吳叡人指出,

台灣島嶼長期位處不同殖民帝國的邊緣,

受強權壓迫,

從日本殖民時代到戰後國民黨政權一直如是,

令”台灣人”漸成一股抵抗強權的力量。

 

台灣這種本土,

很早就是一種與中國割裂、以台灣為共同體的論述。

 

他說,

“跟香港不一樣,台灣從來沒有發展出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

 

日戰時期,

台灣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拋棄和日本殖民下為了自救產生的。

 

訪問者認為,

英國人殖民香港時實行”善治”,

對本土文化盡量放手不管,

相對自由地容許多元本土的生成。

 

香港人身分走向政治化是相當新近的現象,

這種身分認同是在一方面英國離開香港、

另一方面中共以國族作為統治手段底下逼迫出來的。

 

吳叡人說,

普世和本土其實並非水火不容,

香港要發展一套有道德承擔同時有現實面向的本土論述,

當務之急是理順它們的關係。

 

他說,”如果中共在香港大量移民,

就會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巴勒斯坦,非常激烈”,

“把香港中國化,這只會激起更激烈的香港本土主義。

 

現在已經這麼多摩擦,不就是二二八前的狀況嗎?”

 

殖民歷史的屈辱後遺症

8月15日,印度人舉行活動紀念印度獨立日。

 

下個月,中國人也將紀念”九一八”國恥日,

隨後將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助理教授

曼賈里•查特吉•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

這些紀念日讓我們記起,

這些國家不單單是未來的超級大國,

更是曾遭受創傷的強大民族。

 

這些創傷的過去定義了他們今天的身份,

在他們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米勒指出,

儘管兩國經歷的歷史迥異

–在印度是持續不斷的殖民統治,

在中國是步步蠶食的外國控制

–兩國歷史教科書對歷史的認識卻有相似之處。

 

兩個富饒而輝煌的文明國家蒙受屈辱,

國格淪喪,

它們丟失了國土,

國界被重新劃定,

人民被迫忍受野蠻的暴行和苦難。

 

重劃邊界遺留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對於它們認為是因殖民統治而”失落”的領土,

中國和印度的固執立場廣為人知。

 

不過在殖民時期以前,

兩國的統治者對主權卻有十分靈活的觀念。

 

米勒說,

對這兩國的任何一個,

殖民主義歷史都無法簡潔地加以概括。

 

英國在印度的專權統治確實產生了一些看得見的好處,

比如這個國家的鐵路系統。

 

但不久前,

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斗膽提及了這一點,

卻遭到了印度媒體的口誅筆伐。

 

而冷靜的歷史學家會指出,

中國現政府主張其疆界繼承自清王朝,

但這些中國最後的帝王並非漢人

–他們是滿族殖民者。

 

日本侵華與中共顛覆政權

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

毛澤東一直讓人民相信中共是是抗日的主力。

 

政治學者蘇賡哲認為這十分詭異。

 

 他在本週在溫哥華《星島日報》撰文說,

新近整理的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

毛澤東對日軍侵華真誠的謝意。

 

蘇賡哲說,

毛澤東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

以及其他場合,都曾感謝日本,

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

 

他說:

“‘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

 

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

 

“(《學習數據》(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

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

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

“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

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蘇賡哲說,

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

他曾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

書中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

卻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

 

在大屠殺發生期間,

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

王明在會上作了甚麼報告等。

 

這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

 

蘇賡哲披露說,

他在撰寫《鬱達夫研究》時,

潘漢年發生很大興趣。

 

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伙記,

投身中共後,

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

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

在抗戰期間,

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

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

 

蘇賡哲說,

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

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政府的真相

—————————————————————————————–

摘編:張平

責編:謝菲

————————————————————————————————————-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