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
台日公民社會為何無法建立對話、合作與連帶?
(上)
張智程 [1]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094
隨著318後台灣新公民政治路線的穩定成形,
定調於進步路線的公民政治,
提出「中國因素」與台灣內部黨國政治資本的結盟,
作為今日台灣社會民主與進步價值發展面臨最大的敵人。
因此台灣的公民力量近來積極尋求與香港、
中國公民社會、乃至圖博的行動者們建立對話與連帶。
然而在東亞地緣政治上
對台灣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日本,
台灣的新世代行動者們
卻仍然苦惱於不知如何開啟對話。
這其實是一個困擾台灣進步行動者已久的問題,
長久以來,
台灣的進步行動者在面對「如何在日本選擇朋友」時,
總是困擾於日本社會在保守/右翼與進步/左翼對抗的脈絡中
關於「台灣關係」的想像。
對於前者而言,
親日的台灣是戰前日本帝國成功的象徵,
且又是戰後美日安保架構下堅實的盟友;
而後者剛好相反,
認為台灣是美日安保架構下的保守反動政權,
一方面又在對「紅色中國」傾斜、「聯中抗美」路線的信仰中,
在對台灣歷史與民主化脈絡極少認知的情況下,
欣然接受中國「統一台灣,解決一切問題」的邏輯;
而更多的不左不右派的廣大國民,
則是在主流媒體極少讓台灣曝光的情形下,
幾乎忽略了這個近在咫尺的鄰居。
上一世代的台獨行動者前輩,
在現實的妥協與考量下,
最終選擇與保守派合作的路線,
事實上對於台日間的經濟與戰略合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果,
但台灣新一世代的進步價值行動者
在日本所面臨的「該與誰合作」的問題,
卻又再次讓過往的矛盾浮上檯面。
究竟台灣的新公民正力量應該如何在日本尋找朋友?
作為本文的重點,
筆者想來談談台日公民社會間、
或者說台灣的進步行動者與日本的進步/左翼行動者間,
何以無法進行合作與連帶,
以及提出關於如何進行台日公民社會交流的初步想法。
日本左翼政治路線的問題──沒有安全保障政策的進步派?
「今天日本進步/左翼政黨路線最大的問題,
在於他們被國民認為是
只有社會政策、沒有外交、安保政策的『生活政黨』。」
一位熟識台灣議題的學者曾對筆者一語道破
進步/左翼政黨
今天何以無法說服國民讓其執政的最大盲點之一。
而日本的左翼政黨為什麼會走上只有社會政策,
卻除了沿襲過往反對自民黨的美日安保路線,
而沒有國際關係、外交與區域安全保障上具體表態的非現實路線呢?
筆者認為,日本左翼政黨的失敗關鍵,
在於左翼政黨在戰後政治史上
每一個內部路線鬥爭整合的關鍵時刻,
都存在最後結果都是基進路線勝出的現象。
而其中最重要的決定性路線鬥爭,
確立了日本社會黨往後數十年的政治路線兩大軸線
——社會政策上的「社會(民主)主義」、
以及
安保政策上的「護憲和平主義」。
然而,
在國際關係上採取的「護憲和平主義」,
使得泛社會黨在國際關係上放棄提出積極的安保政策,
而僅以「反對」自民黨的美日安保架構作為核心論述。
而在外交路線上,
基於冷戰結構下的敵我決斷,
日本社會黨選擇了與美日安保架構對立的
蘇聯、中國、北韓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外交結盟的路線,
然而,堅持反對安保、護憲與和平價值的左翼,
針對中蘇核武軍擴的行徑,
卻僅能主張「社會主義陣營較能接受和平反戰價值」的幻想。
然而這個國際關係上現實主義路線的不存在,
以及只有「反對」、「幻想」而沒有「具體路線」的政策,
卻也註定了自民黨往後得以成功長期執政的「五五體制」,
而唯二兩次短暫的政黨輪替,
對於「美日安保政策」的修正妥協與否,
也都成為進步執政瓦解的關鍵因素之一。
有趣的是,
假使這個觀察為真,
世界多數國家的左翼政黨都似乎存在相似的問題,
那便是相較於保守政黨,
進步或左翼政黨更容易在內部基進路線與現實妥協兩種路線鬥爭上,
由掌握道德論述制高點的基進路線取得勝利,
然而結果卻往往造成左翼政版圖黨萎縮的危機。
這個問題一直延續到日本今日當紅的集體自衛權解禁爭議上,
站在進步立場,我們當然應該批評安倍政權的違憲暴走,
但一來我們是否也必須質問批判立場的進步政黨,
你們針對「中國因素」的現實威脅時,
是否提出過任何具體的外交或安全保障戰略對策說服人民?
第二個原因,
是筆者以一個在日外國研究者的角度所觀察到的「文化因素」:
普遍存在於日本社會中的「前近代共同體關係」結構,
使得各種組織內部呈現封閉性的上下支配構造,
且組織與組織間的對話成本與障礙
都遠遠高於非共同體社會的台灣。
因此即便在進步陣營的組織中,
新世代都難以挑戰組織中既存的上位權力的教條路線與價值觀,
甚至連論述與資源的獲取都隨著時間拉長而趨向單一而封閉。
這個在日本社會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共同體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在左翼政黨看待他們所認知的東亞區域關係上,
即造成他們難以跨越冷戰架構等過往教條主義路線去理解台灣。
舉個最直接的例子,
直到九零年代台灣已邁向民主化的階段,
日本社會黨竟仍然在黨內規範中嚴禁黨員訪問接觸在政治意識形態上
被定義為美帝國主義東亞爪牙的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
而在左翼路線這樣的背景氛圍下,
當然也就造成普遍的社會改革行動者或論述者對於台灣研究的忽略與無知。
台日公民社會如何建立連帶?「中國因素」作為共同核心因素的嘗試
今後的台日公民社會有可能形成連帶嗎?
既然有這個提問則當然必須找到台日間存在共同的結構因素。
白話一點說,今天台日公民社會的議題戰略上,
是否存在「結構上」的共同敵人?
這幾年筆者旅居日本京都,
在頻繁與日本反核、反貧困、非典型勞動、廢除死刑等社會運動,
以及日本左翼政黨人士、乃至六零年代學生運動新左翼殘餘勢力等
泛社運界人士交流往來時,不斷嘗試提出一個核心概念:
台日公民社會合作不是不可能,
作為相對理解日本進步/左翼論述脈絡的行動者,
筆者認為日本的行動者們必須進一步跳脫狹隘的國內意識形態對立、
或者脫離過時的區域冷戰結構認識,
去積極意識今日造成東亞區域分配、人權
乃至安全問題的核心關鍵
──「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一方面透過迅速崛起後轉向帝國主義式資本的擴張,
導至區域鄰近國家產生經濟與社會上強烈的變數與威脅;
一方面中國統治集團的共產黨獨裁者們
為了維持千瘡百孔的內部治理危機不致崩潰,
以極端的手段進行民族主義宗教式的操作,
以作為控制中國內部瀕臨崩潰的格差與矛盾不致內爆的核心手段。
這兩點「中國因素」,
無寧是造就東亞區域間外部彼此緊張對立、
各國內部的基進民族主義高張、
社會議題遍地烽火的共同核心關鍵。
【京都想想】
台日公民社會為何無法建立對話、合作與連帶?
(下)
從而,
筆者對日本進步行動者的建議是,
在日本國內議題上,
日本的極右翼勢力在這幾年來迅速成長,
一方面你們對其保持批判嚴厲的同時,
更應意識到是什麼樣的國際政經因素,
造就了今日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意識形態再興的溫床。
日本公民社會的進步行動者
若不能跳脫既存左右對立或冷戰結構的認知
去面對今日整個東亞的大結構問題、
不願意跳脫國內議題的侷限,
進一步將議題關懷延伸到國外,
乃至對總體的國際關係結構進行再認識,
然後積極面對中國國內苦難中的公民社會,
以及深受中國帝國主義擴張所害的台灣、香港、澳門、圖博、新疆,
去提出進步的主張與行動制約中國。
那麼就如同過往的日本左翼、乃至今日部分進步人士,
以為現實地選擇敵友關係而避免積極批判中國,
卻徹底放棄對於東亞區域自由民主人權問題的話語權,
毋寧是今日日本在關心台灣、香港圖博的中國因素、
以及中國內部人權問題的場合,
由於進步論述都缺席,
造成話語權拱手讓予保守派的結果。
而當部分進步/左翼人士
對於台灣部分行動者選擇與日本右翼進行合作表示嗤之以鼻時,
卻也諱言許多左翼選擇將情感擺盪至另一端、
活在過去對「紅色中國」存在脫離現實的幻想、
或者
自認現實地在「敵友決斷」中選擇「聯中抗美」的路線。
筆者的回應常是,
「張開眼睛去看看中國今日的作為吧!」
「與日本保守派合作的台灣人與你們的差別,
不過就在於他們是『現實』的選擇
與敵人(中國因素)的敵人(日本右翼)進行利益交換與合作;
而你們,
則是有些人還活在已成為過去式的冷戰結構認識中,
連當前的敵人是誰都沒搞清楚,
就繼續自以為『現實』的在國際關係戰略上選擇與敵人
(安保架構下的美帝+日本右翼)的敵人(中國)合作。」
進步左翼政黨更有義務提出中國因素對策
再者,
既然所謂「中國因素」已經明顯成為日本國內重大議題的重要結構原因、
以及國民普遍焦慮的根源,
那麼筆者認為日本的進步/左翼政黨
事實上就不應該再消極地主張「中國有問題,中國內部會自己解決」、
而是有義務提出具體的政策
去回應日本國民對於中國因素的焦慮與恐懼。
並且,
相對於保守派以修改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以擴張武力行使,
形成與中國進行積極軍事抗衡的策略,
筆者認為進步陣營本擁有更好的策略,
即是必須更積極的透過
對中國主張、甚至輸入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進步價值、
以及聲援受到中國因素迫害的週邊國家、地區,
以造成中國政府極權體制更大的壓力而得以牽制中國,
這相對於保守派的軍事強碰路線、
毋寧是進步陣營可以回應
日本國民的「中國因素焦慮症」更佳的具體政策。
台日公民社會交流可能嗎?
今後台日間的公民社會
是否存在與台港間般進行合作乃至形成連帶的可能性,
筆者的看法並不樂觀,
在這裡就先省略上述的既存結構性因素,
接著提出兩個出自自身經驗的觀察:
第一,
語言不同造成彼此間理解與交流的最大障礙。
台灣公民社會當然不了解日本,
相對的,日本公民社會或進步陣營更是對台灣一無所知,
當語言作為交流的結構性障礙無解,
例如以下的問題就不會少:
318學運後台灣終於在主流媒體出現曝光機會,
幾個左翼政黨以及社運組織嘗試與筆者對話,
但他們對台灣這波新的公民政治力量的理解,
竟然是一場「台獨勢力的極右翼法西斯民族主義運動」。
因為就他們觀察,
一來日本國內主流媒體中極力表態支持與論述者,
大多是所謂的日本極右翼人士;
一來,
部分傳統左翼社團更直接接受他們來自台灣的統左盟友的定調指導,
給予台灣學運敵視的評價。
然而,語言造成兩國公民社會間資訊傳播的障礙,
也正是何以從今以後需要積極與日本公民社會對話的原因,
當台灣的新進步公民政治力量可以直接在日本進行論述時,
自然也就可以避免遭到不當的詮釋以及誤解,
並且在東亞社會運動全面沉寂中一枝獨秀的台灣的新公民運動,
筆者認為在311後普遍開始探索、親近台灣的日本社會,
是相對存在論述市場的。
第二,
新興社運的議題障礙性。
2011年以後由於311東北大地震所造成的福島核災,
日本社會興起了一波新社會運動,
這股新興的、與過去社運脈絡完全無關
也不受影響的「反原發」(反核)而起的新興公民力量,
或許是台日公民社會交流的全新契機,
但反核議題本身在論述上因為無法延伸至區域與國際關係,
這讓日本的反核新公民運動相對難以直接成為台灣公民運動脫離單一議題、
進行組織連帶去挑戰中國因素的對象,
相對而言,關於集體自衛權解禁等議題,
筆者則認為在論述上
就相對有將觀點提升到中國因素影響層次論述的可能性。
不過,
其實311後以反核為主軸的新公民運動所成就的土壤,
勢必也意味著在日本開始有新血
願意投入社會議題來思考與行動,
有機會成為跳脫既存左翼的教條主義框架的新勢力。
而三月學運後,
的確也可以發掘在網路言論與部分進步學者的論述中,
找到從進步價值立場給予台灣學運正面評價的論述,
只是這些值得肯定的論述,
似乎仍與具有實力的組織行動存在極大的距離。
最後,
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與日本今日執政保守陣營的關係呢?
其實,作為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者,
如果明確認知任何的議題交流
都具有基於兩造行動者的核心關懷而衍生交換目的性,
那麼即便台灣公民社會認知在進步意識形態上
與日本保守派「道不同」時,
也仍必須明確認知台日間交流的核心目的,
乃在於透過區域間的戰略、經濟結盟,
以確保台灣主權的完整性與國際空間,
因此似乎也就不應急著否定在國際戰略與區域安全保障上,
與保守陣營謹慎的利益交換中、「相為謀」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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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戰後名存實亡近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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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聲稱, 自治島嶼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中國外交部稱釣魚台為"中國台灣"的固有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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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突然的轉變似乎確實有兩個強有力的催化因素:
2011年海嘯和中國。
幾十年來,
人們第一次真正發出這樣的疑問:
日本工業是否會出現整體外逃?
第二個因素就是中國。
如果日本故意選這樣一位領導的,那麽中國可能就是一個誘因。
對安全的擔憂和經濟上的無力感之間的聯系由來已久,
並且非常深刻。
[ 相關 ] 日本為何突然奮起? [ 英國《金融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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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亞洲的真實形勢 ]
「在亞洲,除朝鮮外, 親日國家有20個,
反日國家只有中韓兩個,
是連日本人都不知道的20對2的真實形勢。」[古森義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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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台灣,在亞洲,除朝鮮外,親日國家有21個
反日國家只有中韓兩個, 21對2的真實形勢
[ 相關 ] 安倍推動日本給越菲等國援助巡邏艦[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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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並諷刺說
「上帝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
卻在台灣丟下了一個國民黨」,
在馬就職六週年之際他們深深體會了其涵意。
[ 相關 ] 台總統馬英九在學生抗議中慶就職週年[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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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輕人不準備放棄自由和權利]
台灣年輕人不準備放棄
在中國都還只是夢的自由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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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運動」意味
北京與華府視為理所當然的兩岸寧靜,
可能已經正式宣告結束。
[ 相關 ] 彭博:馬像在當中國區長[ Bloomberg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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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約於1951年9月8日簽訂,
日本眾議院10月26日就通過,參議院次月26日批准,
放棄台灣,沒說給中華民國,
一般人以為,日本一定不會說台灣是中國的。
有人如此,但有人並非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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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權在民>>把憲法還給國民>> 把日本還給日本國民 ]
日本人和深夜勞作的德國人很像﹐在最悲觀時實現重建的經歷。
1950年到2008年﹐其人均收入大幅增長。
重視教育和愛國主義在日本社會中佔據突出地位﹐
國家土地短缺、自然資源不足情況下實現了繁榮。
最強大的資源﹐應該說是日本人民:
他們幾乎全部受過良好教育﹐擁有達成所願的強大動力﹐
並且始終具有創新精神。
他們發自內心地關注國家的興衰﹐這可以叫做愛國主義﹐
但更加深刻﹐屬於某種體現在他們文化之中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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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 ] 日本重建最強大的資源:人民 [ WSJ, Marshall L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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