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l/12/today-s1.htm

美國經濟大受金融海嘯衝擊，

失業率攀升到十％以上，

雖然還不能與一九二九年大蕭條時的二十五％相提並論，

卻已讓美國有識之士深感憂心，

英特爾（INTEL）創辦人、

前執行長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

就是其中的一位。

葛洛夫日前在《彭博商業周刊》指出，

當前美國公司的發展策略只重視創新研發，

卻將製造部分大量外包到新興國家，

因此缺乏規模提升過程，

無法替美國社會創造就業機會。

他認為，

美國需要一套以就業為核心的經濟理論，

需要一個以就業為核心的政治領導者，

指導我們的計畫與行動。

他甚至主張，

政府應向外包的勞工產品徵收特別稅，

專款專用，

設置「美國規模提升銀行」，

為那些提升美國製造規模的業者提供專款。

平心而論，

近百年來美國穩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

這是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成就。

近十年來，

雖遭逢科技泡沫、反恐戰爭與次貸風暴衝擊，

但據世界銀行統計，

美國去年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

仍以十四兆美元排名世界第一，

幾乎是第二名日本五兆美元的三倍，

也佔全世界整體ＧＤＰ二成以上，

國力甚為可觀。

由於「存在就是真理」，

所謂將製造部分外包至新興國家，

大幅降低成本，

而將創新研發留在國內，

提升高附加價值的主張，

打著全球化的旗幟，

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

任何人若是加以挑戰，

勢必被貼上保護主義、本土主義、

違反國際分工的標籤，

成為背負污名的保守派。

 

換言之，

美國此際固然遭逢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以來

最嚴峻的經濟困境，

但美國企業所創造的價值，

仍為其他國家所不及，

此一現象大大強化製造外包主張的正當性。

論者甚至以鴻海富士康員工連環跳為例，

指出美國蘋果每僱用一名員工、

中國就有十名員工負責組裝，

而且利潤絕大部分歸於蘋果，

鴻海富士康只能賺取微薄利潤，

充分印證了外包策略的正確性。

故而，此刻任何人要跳出來質疑美國企業外包海外策略，

要求增聘國內員工，似乎顯得不識時務，既屬思想落伍，

更是政治不正確的傾向，必須具有高道德勇氣。

然而，美國有識之士仍在財政雙赤字，

尤其在失業人口未能下降的現象中，

看到了美國經濟的內在危機。

葛洛夫指出，今天美國電腦製造業僱用十六萬員工，

比一九七五年第一部個人電腦組裝時僱用員工數還少，

而相對的，

在亞洲從事電腦製造業的工人、

工程師與經理約一百五十萬人。

美國科技業國內與國外代工員工的比例，

約為十比一，

讓某些人沾沾自喜美國企業全球營運的成功，

賺走了利潤大餅的最大塊，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布蘭德（Alan S. Blinder）

即以電視機為例，

盛讚

「電視機不過是一種商品，

它們的生產移往海外工資低得多的地方。

到今天，

美國境內製造的電視機數目為零，

這是美國的挫敗嗎？

不，這是美國的勝利。」

但是葛洛夫語重心長地指出，

「如果我們的社會，

   除了一些領高薪、

   做高附加價值的人以外，

   只有大群的失業人口，

   這社會又是什麼社會？」

 

美國是科技先進、

高國民所得、

資本主義最發達、

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擁有實施企業外包、

利用其他工資便宜國家

作為生產基地的最佳條件，

卻依然嘗到大量勞工失業的苦果，

在美國企業外包已成趨勢下，

未來美國藍領，

甚至服務業勞工，

將逐漸失去他們的工作。

反觀台灣，

原本就缺乏研發創新與品牌，

產業重心在組裝代工，

卻仍發生

一九八○年代傳統製造業

與

九○年代科技業兩波企業外移，

將生產基地遷往中國後，

造成產業空洞化，

嘗到了近二十年

經濟在原地打轉的惡果，

歷經李登輝時代「戒急用忍」

與陳水扁時代「有效管理」，

仍無法擺脫中國的磁吸，

如今馬英九執政，

不記取教訓，

反而變本加厲，

一切以中國為師、為解藥，

只會不斷向中國開放，

實施三通、直航、觀光，

甚至簽下ＥＣＦＡ賣身契，

企圖引進中資、

中國勞工、

中國商品，

讓台灣全面淪陷。

 

對於陷在高失業率，

卻毫無振興產業措施，

只會以依賴中國作為解決方案，

執意簽署ＥＣＦＡ，

意圖將台灣全部綁在中國的馬政府，

葛洛夫提出以就業為核心的經濟理論，

就像一面照妖鏡，

讓馬政府吹噓

ＥＣＦＡ可以救台灣經濟的騙局

露出了馬腳。

相信葛洛夫若生在台灣，

也會站出來反對馬政府向中國傾斜政策，

為台灣勞工請命。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l/6/today-o9.htm

 

◎ 許惠峰

 

ＥＣＦＡ在馬英九總統的個人意志

及

國民黨的配合下，

終於在六月二十九日簽訂。

暫不論早收清單對個別產業之影響，

國民黨政府就其整體經濟效益之論述，

恐怕又是一個如同

宣傳消費券可增加ＧＤＰ成長的大騙局，

析述如下：

一、

增加外商投資？

誠然關稅的減免有利於貨物出口，

然而，

外商是否因對中國出口的關稅減免即增加對台灣的投資？

不無疑問。

蓋外商投資與否牽涉整體之投資環境，

如：政府效率、清廉度、土地、勞工、

運輸通路等營運成本及產業群聚效果等，

絕非單純對中國關稅減免即可吸引外資。

倘若台灣其他條件並未優於中國，

外資仍然會選擇直接投資中國。

況且依ＥＣＦＡ第十六條之規定，

任何一方皆可片面終止此協議。

如此，將更增加此協議效力之不確定性，

如何吸引外商冒險投資台灣？

二、

加強台商回流？

同上所述，

倘若台灣投資環境並未較中國佳，

如何吸引台商回流？

台商既已選擇離開台灣前進中國，

除了投資環境的考量外

中國龐大之內需市場亦為其誘因。

台商既已佈局中國，

本可在中國銷貨，

無關稅之問題，

與ＥＣＦＡ的關稅減免根本無關。

除非其將貨物銷回台灣，

若然，

則未出走之台商反而必須面臨中國台商回銷台灣市場之競爭，

如此極可能反將留守台灣的傳統中小企業逼走，

若然，

台灣的失業率豈不增加！

三、

避免遭邊緣化？

國民黨政府為恐東協成立，

台灣因為無法加入東協而遭邊緣化，

然而，除非台灣產品願意成為「中國台灣」之產品，

否則簽ＥＣＦＡ可避免邊緣化將是空談。

另外，

政府一廂情願地以為與中國簽ＥＣＦＡ後，

就可以與其他國家簽ＦＴＡ，

此與中國政府向來以「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為由，

打壓台灣與其他國家發展正式外交關係的一貫立場相背離，

完全是昧於事實之自我想像。

綜上，

ＥＣＦＡ不僅未能給台灣經濟帶來好處，

卻使中小企業立即面臨中國低價商品的競爭，

增加企業歇業或出走之風險，

未蒙其利，

先受其害。

將台灣的未來寄望於中國市場，

顯然將雞蛋放入同一個籃子，

完全忽視風險控管，

政府連經濟學的基本ＡＢＣ概念皆無，

如何期待其改善台灣經濟！

 

 

（作者為文化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l/5/today-fo1.htm

〔記者黃維助／台北報導〕

近來朝野針對立院如何審議ＥＣＦＡ爭論不休，

藍營甚至主張國會對ＥＣＦＡ不具審修之權，

但回顧歷史，

不管是早年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度提出的兩岸協議處理草案，

及馬政府執政後，立院提出的建議修法版本，

都明確主張國會對兩岸協議內容有審議「修正」之權，

而非只有准駁權而已。

曾三度提出審議版本

以馬總統為首的馬政府團隊，

近來均堅稱立院審議ＥＣＦＡ只能全案准駁，

而不能修正，

馬還說，

ＥＣＦＡ雖不是條約，

但可以比照條約辦理，

國會可以反對、也可以否決，

但是不能修正。

但諷刺的是，

同樣是國民黨執政，

對立院審議兩岸協議的「權限」主張，

藍營卻「昨是今非」。

國會對協議有修正權

國民黨在八十六年與八十八年執政時期，

曾兩度以行政院名義向立院提出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條例草案」，

當時提案的行政院長就是現任副總統蕭萬長，

其所提立法版本，

明確主張國會對兩岸協議有修改之權，

與目前馬政府的主張，可說是南轅北轍。

當年蕭揆提送立院的立法版本，

明訂協議案未獲立院議決通過或「以附修改意見通過者」，

應即通知協議對方，

必要時得與協議對方再行協商。

因此，

根據當年執政的國民黨所提提案內容，

立院對兩岸協議是有修改之權。

馬政府執政後，兩岸重啟談判。

前年六月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對岸

簽署兩岸包機等協議後，

拜會立院，

當時立法院長王金平

就將立院幕僚單位研擬的兩岸協議處理條例草案

交江帶回行政部門參考，

但行政部門拒擬訂兩岸協議處理專法，

使得立院迄今仍無處理兩岸協議的專法可依循。

當時立院研擬的版本

明訂立法院審議兩岸協議時，

對有明顯違背國家或人民利益之條款，

「得經院會決議提出修正意見或保留」。

亦即國會對於兩岸協議，

可經審議後提出修正或保留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