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l/12/today-s1.htm
美國經濟大受金融海嘯衝擊，
失業率攀升到十％以上，
雖然還不能與一九二九年大蕭條時的二十五％相提並論，
卻已讓美國有識之士深感憂心，
英特爾（INTEL）創辦人、
前執行長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
就是其中的一位。
葛洛夫日前在《彭博商業周刊》指出，
當前美國公司的發展策略只重視創新研發，
卻將製造部分大量外包到新興國家，
因此缺乏規模提升過程，
無法替美國社會創造就業機會。
他認為，
美國需要一套以就業為核心的經濟理論，
需要一個以就業為核心的政治領導者，
指導我們的計畫與行動。
他甚至主張，
政府應向外包的勞工產品徵收特別稅，
專款專用，
設置「美國規模提升銀行」，
為那些提升美國製造規模的業者提供專款。
平心而論，
近百年來美國穩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
這是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成就。
近十年來，
雖遭逢科技泡沫、反恐戰爭與次貸風暴衝擊，
但據世界銀行統計，
美國去年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
仍以十四兆美元排名世界第一，
幾乎是第二名日本五兆美元的三倍，
也佔全世界整體ＧＤＰ二成以上，
國力甚為可觀。
由於「存在就是真理」，
所謂將製造部分外包至新興國家，
大幅降低成本，
而將創新研發留在國內，
提升高附加價值的主張，
打著全球化的旗幟，
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
任何人若是加以挑戰，
勢必被貼上保護主義、本土主義、
違反國際分工的標籤，
成為背負污名的保守派。
換言之，
美國此際固然遭逢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以來
最嚴峻的經濟困境，
但美國企業所創造的價值，
仍為其他國家所不及，
此一現象大大強化製造外包主張的正當性。
論者甚至以鴻海富士康員工連環跳為例，
指出美國蘋果每僱用一名員工、
中國就有十名員工負責組裝，
而且利潤絕大部分歸於蘋果，
鴻海富士康只能賺取微薄利潤，
充分印證了外包策略的正確性。
故而，此刻任何人要跳出來質疑美國企業外包海外策略，
要求增聘國內員工，似乎顯得不識時務，既屬思想落伍，
更是政治不正確的傾向，必須具有高道德勇氣。
然而，美國有識之士仍在財政雙赤字，
尤其在失業人口未能下降的現象中，
看到了美國經濟的內在危機。
葛洛夫指出，今天美國電腦製造業僱用十六萬員工，
比一九七五年第一部個人電腦組裝時僱用員工數還少，
而相對的，
在亞洲從事電腦製造業的工人、
工程師與經理約一百五十萬人。
美國科技業國內與國外代工員工的比例，
約為十比一，
讓某些人沾沾自喜美國企業全球營運的成功，
賺走了利潤大餅的最大塊，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布蘭德（Alan S. Blinder）
即以電視機為例，
盛讚
「電視機不過是一種商品，
它們的生產移往海外工資低得多的地方。
到今天，
美國境內製造的電視機數目為零，
這是美國的挫敗嗎？
不，這是美國的勝利。」
但是葛洛夫語重心長地指出，
「如果我們的社會，
除了一些領高薪、
做高附加價值的人以外，
只有大群的失業人口，
這社會又是什麼社會？」
美國是科技先進、
高國民所得、
資本主義最發達、
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擁有實施企業外包、
利用其他工資便宜國家
作為生產基地的最佳條件，
卻依然嘗到大量勞工失業的苦果，
在美國企業外包已成趨勢下，
未來美國藍領，
甚至服務業勞工，
將逐漸失去他們的工作。
反觀台灣，
原本就缺乏研發創新與品牌，
產業重心在組裝代工，
卻仍發生
一九八○年代傳統製造業
與
九○年代科技業兩波企業外移，
將生產基地遷往中國後，
造成產業空洞化，
嘗到了近二十年
經濟在原地打轉的惡果，
歷經李登輝時代「戒急用忍」
與陳水扁時代「有效管理」，
仍無法擺脫中國的磁吸，
如今馬英九執政，
不記取教訓，
反而變本加厲，
一切以中國為師、為解藥，
只會不斷向中國開放，
實施三通、直航、觀光，
甚至簽下ＥＣＦＡ賣身契，
企圖引進中資、
中國勞工、
中國商品，
讓台灣全面淪陷。
對於陷在高失業率，
卻毫無振興產業措施，
只會以依賴中國作為解決方案，
執意簽署ＥＣＦＡ，
意圖將台灣全部綁在中國的馬政府，
葛洛夫提出以就業為核心的經濟理論，
就像一面照妖鏡，
讓馬政府吹噓
ＥＣＦＡ可以救台灣經濟的騙局
露出了馬腳。
相信葛洛夫若生在台灣，
也會站出來反對馬政府向中國傾斜政策，
為台灣勞工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