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意志終結惡之平庸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20/today-o9.htm
◎ 江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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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辜的受害者，
高傲的加害者集團，
權力不對等的宰制關係，
最後是人間的悲劇……種種情節，
身處台灣的人民自然歷歷在目，
再熟悉不過：
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如此，
江國慶案亦然。
*
這種情節在台灣
從未有過任何的澈底的矯正，
侵害人權者從未有幸
能夠接受審判而能再次無愧走在陽光下；
他們寄生於黑暗的國家機器中，
衍生出的種種污垢
絲毫未能藉清算而去除以獲得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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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次的江國慶案處理上
真的就此告一段落，
那麼無疑在台灣人權史上
將更深刻的烙印這些污垢，
人們心中也會殘有
追尋人權作為共同理念上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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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而能清污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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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消毒、上藥、包紮……等
積極不作為顯然會導致傷口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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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韓等國在政權轉變後
針對此種肇因於法律制度運作上的結構缺陷
而使人權侵害者如入無人之境的悲劇，
其處理方式，
首先是堅持「不作為」將成為「侵害人權共犯」的信念，
以積極作為防堵任何可能對後世造成的負面效應；
其次以此等政治意志落實為具體行動，
以種種奠基於自然法之正義理論，
對於受害者以及加害者一併追溯處理，
進一步重新建構國家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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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後其實有更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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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權利與政府的權力
必須存有一種平衡關係，
這二種作用得以相抗衡時，
社會契約才能有效合理落實；
後世在嘗試運作社會契約時，
卻設計出一個規模龐大、
近乎擁有無限資源、
具備「合法正當性」
且得排除人民對抗的暴力集團──政府，
在某些契機下，
最後導致政府單方面毀壞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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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指出
這些契機來自於壓迫體制形成後，
壓迫的發號施令者、執行者、協力者，
以「盡責任」、「服從」為名，
藉機解放深埋心底的「惡魔」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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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加害者事後的說詞一致，
面對那些不願面對的真相時，
一致宣稱自己只是完成「職責所在」，
未曾犯下罪行。但不願面對的真相是，
在成為「聽話公務員」之外，
也有「不聽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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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納粹為例，
集中營的管理人員，
人體實驗的醫護人員，
都經選擇「適合」人選而來，
整場屠殺才得以如此順利且速度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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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不聽話的公務員
都有著特別高尚的情操；
「適合」與「不適合」的分際，
只在於加害者本身潛藏的意識形態
引導他利用機會，
做出無視他人痛苦，
不願主動分辨是非善惡，
違背應有道德責任的選擇，
而這也是「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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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普遍對於反人類之罪
採取諸多措施進行歷史特別重整時，
台灣從未有機會
對惡之平庸做整體社會上的思想反省，
以致於惡之平庸被正當化甚至為人民默許，
污垢久積未清，
人性之善無法重新獲得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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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武裝團體性質最強的軍警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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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警為武裝團體，
強調服從、紀律，
如果以不鼓勵對抗、鬥爭，
推崇和諧的傳統文化觀，
照理應是社會楷模，
但為何在今日社會中
軍警卻是最為腐敗的團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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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
強調服從與紀律，
也就強調了個人「主動分辨是非善惡」是大忌，
因此「惡」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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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國慶案正是出於惡之平庸而發生的悲劇，
此與軍方強調「服從與紀律」的文化
脫不了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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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要注意的是，
針對法務部、北檢的說帖予以拆解，
會發現特偵組
對於濫權追訴處罰罪、凌虐人犯罪
自我拘束在判例，
限於「有法定職務之公務員」的見解是平庸，
對於身分犯的認定方法是平庸，
關於殺人罪的因果關係認定是平庸，
鼓吹「維持社會秩序之安定」也是平庸，
特偵組無疑是壓迫體制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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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上善良的人們不應陷於平庸邪惡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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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契約必須改寫，
思想必須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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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權利必須更能與政府抵抗，
政府必須更分權，
接受更強的牽制、監督與究責，
讓違背社會契約的歷史被清算，
使人民與政府的地位重新回歸平等。
*
過去這些平庸的軍人，
必須要讓他們有機會重新走在太陽下；
現在的公務員，
則必須要讓他們與人們共同脫離道德的責難，
呼吸生活，沒有恐懼，沒有平庸的邪惡。
（作者為二十三歲的善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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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民主的細節 戳破台灣民主法治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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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辜的受害者，
高傲的加害者集團，
權力不對等的宰制關係，
最後是人間的悲劇……種種情節，
身處台灣的人民自然歷歷在目，
再熟悉不過：
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如此，
江國慶案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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