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3/01/24/cc24taiwan/zh-hk/

2013年01月24日  郭玉潔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台北一樁強拆案背後的「革命」

一

2012年年末，我和陳虹穎約在台灣士林一家咖啡館。

台北的冬天，幾乎天天下雨，不像北方冬天悶棍一樣生猛的冷，

這裡一開始不覺得冷，但是隨着時間流逝陰冷沁骨。

陳虹穎皮膚白皙，單眼皮，有一雙聰明的眼睛，笑起來兩顆牙往外突，像只兔子。

她身穿羽絨服，腳拖涼鞋，這是台北冬天常見的打扮。

這個29歲清秀單薄的女孩，是士林王家強拆案的反對組織

——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重要組織者之一。

士林王家強拆案，是2012年台灣最重要的新聞之一。

這是台灣第一起擁有完整產權卻被強拆的案例。

2010 年台北市政府開始推行“台北好好看”計劃，

為鼓勵房地產商開發房地產，政府承諾只要在本年內開工，就獎勵兩倍的容積率。

同時從1998年開始，

《都市更新條例》中採用“多數決原則”，

只要多數住戶同意，就可以強制拆遷不同意的少數戶。

一年內，台北市政府接到了五個強拆的案子，其中一家正是士林王家的兩棟透天厝。

士林有夜市，也有蔣介石官邸，是台北的好地段。

王家在這裡生活了一百多年。

男主人王廣樹脾氣倔強，他不願意拆掉祖屋，更咽不下這口氣：

“憑什麼？”

但是開發這一地段的建商樂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多數戶的同意，

獲得了政府的開發許可，王家儘管不同意，但是按照《都更條例》，

他們家的房子可以先被預售、並可以被強制拆遷。

樂揚已經把期房賣了出去，但是王家堅持不肯妥協，

樂揚也不願變更設計，雙方僵持不下，無法開工。

已經簽了同意書的鄰居、買了期房的，都在着急。

王家被稱為“釘子戶”，有傳言說，他們是開價太高，而不是真不同意。

其他建築商們也都在等着強拆王家這個先例，此例一開，之後就好辦了。

王家相繼向台北市政府、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告訴，但都敗訴。

樂揚建設以“維護多數都更辦理戶”為由，

申請台北市政府代為拆除王家。

2012年3月1日，王家接到公文，限於3月18日前自行拆除，

否則將由市政府強制拆除。

此後開發商樂揚調了兩隻挖土機，日夜對着王家。

2012 年11月時，我和幾個大陸朋友拜訪士林王家的組合屋。

那正是台北最舒服又最短暫的日子。

白色的組合屋掛着幾株盆栽，即使是小小的臨時屋子，也有屋檐，

也有黃色的燈光。

那天是開窯的日子，朋友們烤了各種各樣正常和發黑的披薩。

陳虹穎指着靠在組合屋邊的梯子說，有一段時間，

建設公司的怪手（挖土機）就停在上邊，為了防止他們突然動手，

就要立刻上去，用肉身擋住怪手。

大陸朋友問：“那他們就會停嗎？”

陳虹穎愣住了：“會啊。”

朋友們沉默了。

我們談起錢雲會、談起在大陸拆遷中自焚的人們，成都的唐福珍，

宜黃的鐘家……，台灣朋友們驚愕了：“真的嗎？

除了西藏人，也有自焚的嗎？”

那天晚上，

我把作家閻連科為《紐約時報》寫的《喪家犬的一年》這篇文章發給了陳虹穎。

我為中國大陸同胞的命運感到苦澀，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中寫：

“人類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了大量的木材，

結果卻只有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中國人的命好像特別的賤，焚身，也只是絕望而死，甚至無法形成煤的分子。

二

陳虹穎接觸“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是在2010年。

她和一些同學組成了一個小團體，討論都市更新問題。

一次，學長提到有一群居民組成了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陳虹穎去就跑去看。

那是一個與課堂完全不同的世界：

理事長彭龍三是修摩托車的“黑手”（台語工人的意思），

他的字典法條都黑黑的，談到拆遷，他可以立刻背出相關法令；

她也看到詠春一家賣檳榔的鐘姓夫婦，上下左右的鄰居都搬走了，

建商把門窗都敲掉，剩下他們孤零零的一戶，之後又把他們告到法院，

兩年多的堅持之後，這家人承受不了心理壓力，還是搬走了。

能夠堅持抗爭的居民，都是極其倔強剛硬的，

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

建商、警察說圍就圍起來，恐嚇、譏笑，街坊鄰居的不解，讓他們更覺憤怒。

陳虹穎受到很大的震撼，她同樣感受到那種樸素的憤怒，

除了觀察和記錄，也許還可以做些什麼，她和幾個朋友決定加入，

和居民們站在一起。

他們最初辦影展、座談會，討論都市更新問題。

但是這沒辦法解決都更居民的焦慮，2012年7、8月開始，

他們尋找律師提供諮詢，陪拆遷戶去協調會、法院，在市政府、營建署前面抗議。

同時，他們帶來新時代抗爭的特點，利用網絡，開通了facebook頁面，

不斷更新動態。

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都更居民、學生、市民，

開始發動一次次跨社區的串聯抗爭，尋求突破個案、在制度層面的解決方法。

3月19號，士林王家面臨強拆之夜，

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年輕人開始去王家陪同。

他們生活在太平年代，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此刻感受到體制的強大和冷漠，也感受到自己的無力。

真的會拆嗎？哪天拆？

如果房子里有人怎麼辦？

陳虹穎每天開會都非常鎮定，回家睡覺時卻渾身發抖。

她也在想，如果自己家裡發生這樣的事情，該怎麼辦？

會勸媽媽堅持嗎？

3月27號，拆遷的消息傳來了。

那天幾個核心志願者之間的手機打不通，但是和其他人卻可以，

她們懷疑電話信號被阻隔和監聽了。

這次也許是真的要拆了。

都更盟的成員們趕到王家，一邊架設網絡電視直播，

一邊打電話拜託更多人來支援。

在那之前，她們已經跟很多NGO、學校去說明，這一仗的意義是什麼，

陳虹穎說：

“不是幫一個私有產權家庭打，而是台灣居住權的最後一道防線。

大家沒辦法想像，完全合法完整的產權，房子也很好，會被硬生生的拆掉，

如果王家被拆，以後會有十幾戶，一百戶。”

大學生、教授、NGO的工作者，大約四百多人在夜裡陸續趕到王家。

他們部署在房屋內外，試圖以各種方式阻止、拖延警察的行動。

很多手挽手坐在屋前的空地上，有人用鐵鏈把自己綁在大門上，

也有人陪着王家人在樓上房間。

直到那時，王家的老人們還是不相信自己家真會被強拆。

凌晨三點五十，警察來了，到場一千多名。

他們封鎖了巷子，但是面對守衛的人們、聞訊趕來的記者、架設起來的攝像機，

雙方僵持不下。

台灣導演戴立忍當時也趕到了現場，作為公民記者，

他在facebook上不斷發布文字和圖片消息。

這個夜晚後來被拍成了紀錄片，放在網上。

在片子里，人們面對警察席地而坐，

齊唱改編自韓國工運歌曲《勞動者戰歌》的《都更受害者之歌》，

間歇有人拿起喇叭喊：“強拆違憲！”眾人亦齊呼：“強拆違憲！”

再喊：“和平守護！”眾人再跟：“和平守護！”

有一個包着黃頭巾的小夥子，走到警察面前，手扶着一塊黃色牌子，

上寫：“公平正義”，小夥子看着警察，柔弱無辜地說：

“我們只是想守護一個受迫害的家庭，就這樣而已。”

警察們都別過眼神。

在場的教授們則聲嘶力竭，痛罵這將是“恥辱的一天”，

因為這傷害了人權，傷害了台灣的民主。

五點半，天快要亮了，有警察吹哨，開始行動了。

原本舉着盾牌排成一線，此刻他們衝進人群，一個一個地拖出去。

另一隊則從後門突破。紀錄片里，尖叫聲、怒吼聲，鏡頭搖晃着，

拚命追着每一個絕望的掙扎。

抗爭很激烈，拉扯動動停停。

終於在天大亮的時候，警察把院子里的人們抬出場，敲碎玻璃，

剪開拴在抗議者和大門之間的鐵鏈，撬開門，

王家女兒抱着家中老人的遺像走出來，突然發出一聲尖叫，

媽媽跟在後面，一出門就癱倒了。

陳虹穎大半個晚上都在頂樓，她負責寫新聞稿，要保證電源和網絡暢通。

後來她走出來和官員喊話，也被警察抬了出去。

晴天白日，挖土機輕鬆擊碎王家的牆壁，一隻高壓水管在旁邊撲滅灰塵。

陳虹穎和朋友們坐在地上大哭，她們熬了一夜，已經精疲力盡，

“像喪家之犬一樣”，陳虹穎說，當時的心情，陳虹穎不願說是挫折感，

她說，“是憤怒”。

三

這一拆遷案在台灣引起輿論大嘩，議員在國會質詢，

媒體一面倒批評台北市政府，市長郝龍斌宣布，在他任內不會再有強拆。

可是王家呢？他們已經被拆，接下來怎麼辦？

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年輕人立刻佔領了這片廢墟，搭帳篷睡在廢墟上，

阻止樂揚開工。他們利用新聞的熱度，在這裡辦講座、放電影、開音樂會，

試圖成為公民論壇。

有一個晚上，我也去了，陳虹穎在主持一個教授的演講。

這裡旁邊就是捷運高架。

每隔幾分鐘，車就轟隆轟隆駛過，只能看見她和講者的嘴一開一合。

旁邊的鐵皮圍欄，畫了郝龍斌的塗鴉，旁邊寫着“台北好好拆”，

還貼着一些強拆那天的照片。

另一個晚上，我則看到滿頭白髮的胡德夫彈着電子琴，

在唱《大武山，我美麗的媽媽》，土地，也是原住民運動中的重要議題。

熱度總歸會退，周圍的鄰居也投訴他們太吵。

王家從新聞版面上撤出，不耐煩的讀者在網上留言： “你們有完沒完啊”。

不可思議的是，王家和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居然堅持了下來。

4月26號，他們在原址搭建了一座臨時的組合屋。

當天夜裡，建設公司就找了一百多個中輟生來夜襲。

那天大雨，都更盟再次動員了一百多位朋友前來支援。

消息靠網絡迅速散布出去，這一拆遷事件本來就很招搖，

建設公司迫於壓力撤退了。

但是工人和挖土機隨時待命，他們會在半夜敲門，讓守夜的志願者們無法睡覺。

陳虹穎心理壓力大到難以承受，過了這麼久，已經非常疲累，

可是一旦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刻趕過去，否則更覺罪過。

當時她已經在讀博士，為了賺學費，每周有三天去工作。

她和同事們一起吃午餐時，聽他們不痛不癢地講些日常生活，

覺得非常憤怒：“士林王家被拋棄了，在那裡，

大家討論的卻是如何在一個有怪手的工地上來保護自己。”

和太平盛世朗朗乾坤相比，這一切是多麼的荒謬啊。

“拆後八個月的辛苦，遠遠大於拆的時候。”

陳虹穎說到這些的時候，我覺得咖啡館裡越來越冷，

忍不住伸手關上了她身邊的窗。

她只是靜靜坐着，好像交談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

我問她為什麼可以堅持這麼久，她說是責任感吧，

總不能開始了一件事情，中途又放手。

四

在台北久居後，我愛上了走路。

窄窄的馬路，只容兩輛車來往。路邊多為灰撲撲的矮樓，

人行道庇蔭在騎樓下，旁邊是各式各樣的店鋪。

和台灣的其他地方相比，台北足夠複雜，適宜孤獨者的漫遊。

我很喜歡去西門町閑晃，那裡就像北京的西單，

是少男少女流連的地方，也是蔡明亮早期電影表現的主題。

但從表面不容易觀察到蔡明亮的荒涼和殘酷，西門町太熱鬧了。

步行街上，賣麻糬、賣花生雪糕的小販，在推車前一邊叫賣，

一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這條街不能擺攤，警察會來查，

只是不會踢翻攤子罷了。

刺青一條街上，店門口的招牌是黑底上跳躍的繁複線條，新的文字。

西門町，這個名字是日本時期的遺迹。

清代漢人在台北盆地的墾殖，沿淡水河邊自然形成了兩個聚落，艋舺和大稻埕。

清政府在旁邊設台北府，稱“城內”，這三個區域被稱為“三市街”。

雖然建了城牆，但是三市街之間是水窪地，不易交通。

直到日治時期，才完成了台北向現代都市的建設，

道路、水電、公共衛生等等。

仿照京都的區劃，日本人也以“町目”、“條通”規劃台北。

台北可稱為一個市了。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重新刻畫了這座城市。

廢除“町目”的空間結構方式與名稱，改用新的地名。

比如“元首”的名字——台灣每座城市都有中山路、中正路，

而且毫無例外都是主幹道；而台北的中山北路，

原本是日治時期開闢供日本人到圓山“台灣神社”參拜的通道；

讓大陸遊客倍感驚喜的中國大陸各省市地名就也是此時命名而來。

在西門町，西寧南路甚長，

分別與洛陽、開封、漢口、武昌、峨嵋、成都、貴陽、桂林路相接，

我幾乎是樂此不疲地數着這些地名，越往城南，越見國南。

層層疊加的歷史痕迹，使人感嘆一個失敗者的憾恨和鄉愁，

而城市、和原本生活在城市的人們，就因此被動地承擔了這些憾恨和鄉愁。

很多人意識到這一點，並異常憤怒：

“西寧路、昆明路，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

也有如作家張大春，談到少年時期在這些街道的漫遊：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看這些地名，中國不也是台灣的一部分嗎？”

更多的人，恐怕只是默默地生活在歷史的潛意識中，

為每天的生存營營役役。

西門町所在的西區，是台北早期的經濟重心。

1990年代之後，政府把經濟重心東移到信義區，也就是101大廈所在的地方。

那一片地區，潔凈、荒涼。

樓宇之間距離寬廣，最重要的配備是停車場，而不是人行道。

你不會喜歡在那一帶行走的，人無依無靠，風大得像在曠野，

但說起來，摩天大樓群和曠野也不無相似之處。

建築師王澍第一次來到台北，就為舊城歡呼，在訪談錄 《朗讀違章》中，

王澍說“對新大樓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發現台北的街巷充滿大量違章建築，“花樣百出”，

“那些小空間都收拾得非常有意思，花花草草，

巷子裡面我覺得好像有千萬個陶淵明生活在這個城市中。

你會發現這個城市的城市計劃是為人民所主動調整的”，

“這是人性的勝利”，“我們所謂的都市計劃以及‘從上到下’控制，

是有嚴重缺陷的，它非常簡單化……把生活簡化掉了。”

我第一次來台北時，驚訝於這裡的建築，陳舊簡陋，外牆頗多瓷磚，

很像大陸二三線城市，而東區又表現出過時的野心，

就像101大廈這座坐不穩的前任第一高樓。

時間久了，才明白潛藏在“窮街陋巷”中豐富的生活、柔韌的生命力。

也是在一次次巷弄漫遊中，我不斷想起我所來自的北京，

拆了城牆，又拆胡同，修建寬廣的馬路，更多的大樓，過紅綠燈都要狂奔。

人們的生活就這樣三番四次被粗暴地計劃。

而今天，台灣政府卻在學習大陸發展房地產經濟，

將人們的生活掀起來抖一抖，重新摺疊，房價上漲，財富重新分配。

在士林王家手挽手坐在盾牌前的台灣朋友們，並不只是在維護私人產權，

他們反抗的是這種粗暴的計劃和都市前景。

苦難是不可比較的，每個地方的人們都在面對自己的困境，

只有抗爭，抗爭中迸發出的生命力和想像力，才可以稱為向死而生。

談及3月28日那一夜，

陳虹穎說：“蠻力和脅迫沒有辦法真正威脅到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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