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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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MAX FISHER
Kimimasa Mayama/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本月於東京，明仁天皇（右）與眾議院院長大島理森(Tadamori Oshima)。
受困於歷史與國家認同危機的日本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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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仁天皇希望退位的暗示，
挑戰的是比要求他終生在位的法律和繼位問題更大的東西。
正如他自從1989年登基以來所做的那樣，
明仁天皇也一直在設法解決二戰結束後定義戰後
日本皇室的一個自始至終存在的問題。
天皇的作用是彌補兩種國家身份之間的矛盾，
但卻往往體現了這一矛盾。
這兩種身份之一是
正式拒絕帝國主義的過去、採用和平主義的民主制度，
之二則是
與那個過去密切相連的纏綿認同感。
他週一發表的電視講話反映了這一矛盾。
19世紀和20世紀初，
日本的現代皇室被定位為大日本帝國意識形態的核心。
以戰時暴行告終的這個意識形態要求，
有一位可被作為國家的真實體現而受崇拜的上帝般的天皇。
現行的不許天皇生前退位的法律，
是這個神聖身份遺留下來的東西：
神怎麼可能辭職呢？
但是，明仁天皇不可能公開要求修改法律，
因為戰勝國美國在1947年為日本制定的新憲法
禁止天皇干預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佔領了日本七年，
美國人在日本做出的重大決定之一是：
不像他們在德國所做的那樣，徹底廢除法西斯政權，
美國人把日本皇室及其他元素保留了下來，
希望利用這些東西來使其統治合法化。
美國當時關注的是冷戰，
希望把日本打造為一個友好的民主國家。
美國擔心，
迫使日本正視其戰爭罪行、拒絕接受受國人愛戴的天皇，
可能會把日本推向蘇聯的懷抱。
歷史學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在他2003年出版的《發明日本》(Inventing Japan)一書中寫道，
美國佔領軍領導人這樣做，也出於種族敵意，
他們避免更全面的改革，
因為他們「把日本人當成孩子般的人來對待，
認為如不嚴加管教，就容易有殘暴行為。」
佔領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說，
日本人不像德國人那樣是一個「成熟的民族」。
佔領軍允許日本製造了一個作為權宜之計的神話，
那就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天皇（兩者在官方意義上等同）
都是被新憲法拒絕的軍國主義的無辜受害者，
而不是軍國主義的有意作惡者。
這樣一來，日本就被賦予了一個新的、民主制度的身份，
而不必徹底與其陳舊的自我概念決裂，
天皇被匆匆地改頭換面，從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終極象徵，
變為與之相反的自由主義與和平主義理念的化身，
其結果可想而知。
那個政策被證明是錯誤的，
研究日本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
卡羅爾·格魯克(Carol Gluck)說，
因為它嚴重依賴於
把帝國思維稍加修改就加以利用，
結果反而固化了帝國思維。
「他們把同一位天皇拿來，讓他換下白色的制服，
給他穿上深色的西裝、戴上洪堡氈帽，然後說，
『天皇是國家的象徵，代表人民的團結，』」格魯克說。
「他還是那個天皇。他不知道怎樣做出不同的舉止。」
那是裕仁天皇，
他在整個戰爭期間是大日本帝國極端主義的代名詞，
他的皇位一直保留到他於1989年去世。
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
日本人一直處於兩個相互矛盾信息的拉扯之中：
他們被告知，老路是錯誤的，
但是，
與那條老路最有關聯的人卻仍是受人尊敬的國家象徵，
每天都能看到他的形象、聽到他的名字。
這種緊張關係後來不斷重現，
表現在就承認戰爭罪行問題而展開的激烈辯論中，
表現在長期存在的
把戰爭英雄和戰犯一起以類似崇拜的方式供奉的帝國神社中，
表現在安倍晉三首相通過放寬軍事限制
把日本變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努力中。
裕仁天皇1989年去世後，他的皇位傳給了兒子明仁。
明仁天皇所繼承的位置，
大體上已經既不代表軍國主義、也不代表和平主義，
既不代表過去、也不代表現在，
而是代表兩者之間懸而未決的緊張關係，
代表一種過於痛苦、從而不可正視的國家身份危機。
所有跡象表明，
與父親不同，明仁天皇一直在致力於解決這一矛盾。
1990年1月，明仁天皇繼位還不到一年，
長崎市市長就違反了一個國家禁忌，
他說裕仁對大日本帝國的罪行負有一定的責任。
當一名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向長崎市長開槍，
造成其重傷後，
明仁天皇親自到長崎表示聲援曾經批評自己父親的市長。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
明仁天皇承認了朝鮮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以及自己有部分朝鮮血統，
這在日本也是一個禁忌，
因為日本長期以來把朝鮮族作為劣等國民來對待。
最有爭議的是，
他對日本二戰期間在海外的暴行表示了遺憾。
《大西洋》月刊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特寫中稱，
明仁天皇
「在明確和深化有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所犯暴行的本國內疚的公開表達」
作了貢獻。
正如尼克森訪問中國一樣，
只有天皇才能如此公開地面對大日本帝國的歷史。
他做的甚至不止這些，
用格魯克的話說，
明仁天皇已把天皇的位置「君主化」，
使其更像歐洲的國王。
格魯克暗示，
天皇通過把自己的角色變為「與日本的民主體制一致」，
他可能希望把日本進一步推向其新的民主身份，
讓其遠離過去。
格魯克指出，戰爭結束時，明仁只有11歲，
日本經歷了一個雖然短暫、但充滿毀滅與貧困的創傷期，
數百人無家可歸，有些估計認為，
戰爭讓日本損失了國家財富的三分之一。
這就是明仁所經歷的輝煌帝國時代，
他後來繼承了皇位，並尋求進行改革。
但天皇與他的國家一樣，
仍是尚未解決的矛盾與未能面對的歷史的囚徒，
儘管這種歷史往往通過殘留的、曾經是天皇崇拜的竊竊之聲表達出來，
但總還是比皇室本身要大。
儘管天皇有很大的象徵力，
但在尋求自己退休一事上，
他卻陷入了向公眾求情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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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ko Ric
Japan’s “emperor, like his nation,
is a prisoner of unresolved contradictions & unconfronte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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